你為什么會覺得死亡是一種誘惑？
在什么情況之下，你會接受死亡?你會覺得死亡并沒什么不好?下面是小編推薦給大家的你為什么會覺得死亡是一種誘惑?
自殺的棱鏡
“在什么情況下，自殺是合理的甚至是恰當?shù)?”耶魯大學教授雪萊·卡根穿著格子襯衫和牛仔褲，盤腿坐在講桌上發(fā)問。在他著名的選修課《死亡哲學》的倒數(shù)第三講，他向底下的同學提出“讓我們談一談自殺”。這個課程的錄像被放在網(wǎng)絡公開課上，獲得了數(shù)億次的點擊量。
這個讓人想起加繆的那句話：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就是自殺。而在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看來，“自殺，一個已是太多。”他們將這句干脆明確的話當做自己的口號，致力于阻止、減少每一例自殺。這跟許多致力于預防自殺機構的目標不謀而合。
看起來，有兩個“自殺”。一個是更為抽象的哲學探討，一個是挽留每一個鮮活生命的行動。前者借自殺追問生命意義和美好生活的組成部分，后者拒斥自殺以保證“活著”，因為活著才有快樂和幸福的可能。細想一下，兩個“自殺”其實指向同一個問題，即如何追求幸福和美好生活。
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主任葉兆輝參與的研究報告《2002-2011年中國自殺狀況》今年發(fā)布。報告指出，過去十年中國的年平均自殺率下降至每10萬9.8人，降幅達到58%。下降主要得益于年輕農(nóng)村女性，中年男性的自殺率并未隨著整體減少而走低。主要的憂慮指向老人，不論在城市還是鄉(xiāng)村，老年人自殺率居高不下，從2008年開始保持不變甚至回升。
因而，自殺問題亦提供了一個觀察社會和人心的視角。這片東方土地上，自殺問題如何發(fā)生，有何特點，拯救如何可能?
抑郁癥候群
31歲生日那天，木碗在橋上猶豫不決。她不知道這天是否應該服從腦子里不斷響起的命令：從橋上跳下去。
電話突然響了。同學祝完生日快樂，順嘴問了一句你在哪里。木碗支吾著說外面。對方察覺到了什么，不斷打電話來問她所在的地點。憑著電話里的風聲和汽笛聲，他判斷她在江邊。同學趕來，一把拉下已經(jīng)跨坐在欄桿上的木碗。這不是木碗第一次企圖自殺。她試過割腕、開煤氣、吃安眠藥、撞車，在跳樓前被人及時阻攔。她后來說自己一再自殺而一再未遂，是罕見的幸運。
這是多年前的舊事了�，F(xiàn)在木碗是人妻、心理咨詢師，曾長時間服務于抑郁癥公益互動機構。2005年4月9日，在經(jīng)歷了四五年黑暗生活，多次自殘、試圖自殺后木碗被確診重度抑郁。
幾乎是上海最有名的抑郁癥患者羅衛(wèi)平跟木碗有相似的軌跡。這位前任的黃浦區(qū)法院高級法官在50歲時因抑郁退休，有兩次、共六年的抑郁癥經(jīng)歷。第二次是新世紀的頭五年，比之前嚴重得多。
像是陷在最深的泥沼里，活著本身成了痛苦。“能說出來的痛苦都不叫痛苦，我沒法準確形容那種狀態(tài)。整夜失眠，把自己關在家不跟人交流，拒絕一切外界信息，身體虛弱得好像隨時會垮掉……這是對自己和生活的否定，說白了就是對活著失去了興趣。”死可能是解脫，成了想得最多的事情。他設計過各種各樣的死法。又一次他想從樓上跳下去，被妻子一把抱住。而后他成了家人的密切監(jiān)控對象。
他挺了過來。如今羅衛(wèi)平63歲，是上海希望24h自殺危機干預熱線接線員。他不介意拿著自己抑郁、想自殺的過往，去勸說別人。因為他是過來人，看得見那些人的痛苦。
我們頭次見面約在上海的地鐵口，他剛給一展覽拍完照趕來，風塵仆仆，人總是一副匆匆的姿態(tài)。兩頰瘦削凹陷，顴骨泛著潮紅，像長時間高揚的情緒所致。遞來的名片背面，滿滿地寫了十一個頭銜，顧問居多，從中可一窺他眼下忙碌瑣碎的生活。他喜歡把生活排得滿當，以創(chuàng)造價值感的來源。這據(jù)說是他遠離自殺意愿的“秘訣”。除了這些“虛職”，他去了6次汶川參與災后心理援助，參與21次大學生支教，援建4所希望小學。
“都是打醬油。”他操著自嘲的語調(diào)，“別人說我是神經(jīng)病。沒事兒，我自己開心就行。”這位老人樂于交流表達，但時不時，嘴里的話就跳脫交談語境，跑偏到別處去。“可能是抗抑郁的藥物吃多了，矯枉過正，搞得我有點兒‘躁狂’。”這話聽著，像真相和玩笑摻半。
在中國，63%的自殺者患有精神疾病，絕大部分是抑郁癥。木碗和老羅險些成為 “63%”的一部分。那時抑郁還是件聽著挺遠的事兒。但近幾年，抑郁變得高頻，好像大家的心理問題越來越多了。隨著媒體報道的推波助瀾，這一病癥越發(fā)普遍地跟自殺聯(lián)系在一起。貌似，中國的自殺問題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精神醫(yī)學問題。
這一判斷值得商榷。在歐美和其他發(fā)達國家，超過90%的自殺者都被診斷出患有抑郁或酒精、藥物濫用等精神疾病。中國的比例相對來說顯得低，并不符合西方對自殺與抑郁癥等緊密關聯(lián)的設定。
老羅搞不清這些理論，他的信條是能幫一點是一點。他算了算，自己一共勸阻了16名意欲自殺的抑郁癥患者，還不包括對那些自殺未遂者的心理干預。有的是對方撥打自殺干預熱線，接線員老羅用言語說服，并為其尋找親友或身邊人的支持。有時候，在生死面前，他也違反那個24小時自殺干預熱線的“不準私下見面”的禁令，火急火燎趕往現(xiàn)場進行救援。趙嘉曾是他救下的人之一。
絕望的“誘惑”
趙嘉生活中的最后一點希望在1月18日徹底消失。至少他是這么認為的。
一年前的上海，冬日，房東上門催繳拖欠許久的房租�？哨w嘉口袋里只有二十塊錢。外頭有數(shù)十萬的債務，這倒也不急于一時。但五萬元的法院到期執(zhí)行是躲不過的。他被折磨得焦灼不堪，每晚依靠藥物才能入睡。
付不起房租的尷尬和窘迫成了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送走房東，他背著黑色雙肩包，一路行至蘇州河邊。他在傍晚的河畔猶豫不決：要不干脆跳下去，結(jié)束無望的生命?這不是趙嘉第一次想到死。他肩上的書包里就放著把水果刀，作為另一種選擇的途徑。
希望是一點點從生活中剝離的。2002年，趙嘉因一樁自認冤屈的經(jīng)濟糾紛入獄，四年后回到生養(yǎng)他的城市。但本擁有的一切都沒有了，房子、事業(yè)、婚姻、女兒，只剩年邁久病的雙親�；旧娑际莻�問題。
“我是一個上海人，出來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你說一個人到了這步田地，是不是最壞了。”趙嘉那年四十歲，人生過半，從頭來過的機會渺茫。但他是從那高的地方掉下來的，“好的幾年時光”又都給了牢獄，如何能甘心?趙嘉重新下海，生意起起伏伏，舉債維持，還是走向困境。
“只要給我前面看到一點火光，我都能緩過來。但不能一點光都沒有。”一年后的上海，初冬，趙嘉坐在我的面前，描述那幾年是如何來了又走、不肯駐留。
獲釋后為了見女兒一面，他在她上學路上候了七個清晨。再相見的時候，小姑娘迎面走來，認不出他。趙嘉假裝路人經(jīng)過，上去撞了她一下。 沒反應。再撞一下，女兒抬頭愣了：“爸爸!”大男人的眼淚立馬掉了下來，他一把抱住女兒。
為了留在女兒身邊，也為了有個容身之處，趙嘉向離婚的前妻提議“再試試”。于是他搬進了前妻和女兒的家，又在一家剛成立的文化傳媒公司尋得工作。父母在世，兒女在側(cè)，他好像得了轉(zhuǎn)圜。
他最在意的、和女兒的關系也恢復順利。“回去以后我沒有爸爸的樣子。我希望跟她做朋友，沒有代溝。我把自己的先生請出來給她補課，每周都陪著她去。我們在一起打打鬧鬧，有段時間也很聊得來。”十四五歲的姑娘生得乖巧，雖早早被母親告知趙嘉入獄的過往，對此只字不提。父母親吵架的時候，她不說話，也從不責怪。
結(jié)果，生活向趙嘉撒了個謊。前妻沒有真正接受他。爭吵中，她會暴躁地指著趙嘉：“你出去!”話里隱隱透著“我是主人”的輕蔑。女兒總是跟撫養(yǎng)自己的母親更親近些。不到一年，趙嘉搬了出來。一星期的時間，女兒的手機無法接通。前妻隱瞞了女兒的動向，趙嘉再沒見過他的孩子。
生意開始虧損，趙嘉需要資金回轉(zhuǎn)，向身邊的朋友開口。要面子，他沒說虧了，只說想做事、缺錢。幾人伸出援手。但生意越做越糟，一敗涂地。除了還不上錢的焦慮，趙嘉心上壓著對朋友的愧然。他還得瞞著父母。當時的父親已經(jīng)三次腦梗，母親是重度抑郁患者，且被查出結(jié)腸癌。
生活就是這樣一步步“逼迫”他起了自殺意念。希望湮滅了。作為自殺者的最大特點，絕望是對美好生活可能性的徹底否決。在自殺誘因分析里，常見的女性因為感情、男性因為現(xiàn)實壓力、年輕人不夠成熟、老人失落于家庭的說法，最終都落在絕望感上。不再能追尋幸福，只能陷入不幸，生活不值得繼續(xù)。在現(xiàn)代自殺學的源頭，這種絕望是英國人波頓筆下的“魔鬼洗澡水”，誘惑人們自殺。
男性、中年、城市
趙嘉最終沒有跳下蘇州河。他想起了無所恃怙、自己又虧欠太多的父母。入獄的四年，只有他們?nèi)ケO(jiān)獄探望、寄錢，等他回家。責任感抵抗了絕望。
第二天夜里，面對自己財務和良心均有虧欠的好友，趙嘉再次崩潰。他拿出水果刀抵住脖子，迅速被在場的老羅奪下。虛弱的身體讓他無力反抗。趙嘉告訴我，那是他一生中最糊涂的時刻，幸虧被阻攔。他迅速地恢復了理智。
少數(shù)知情者懷疑趙嘉當時得了抑郁癥。進修過心理學的他堅決否認，“我還是有自控力的。”他沒有接受精神類藥物治療，自己一點點調(diào)整回來了。
抑郁癥或精神醫(yī)學并不能解答“63%”以外那些死去生命的苦楚。自殺之所以是“唯一的哲學問題”，因為它指涉的是塵世生活值不值得過，即人類幸福這一根本。生之所以會不如死，一方面是眼前的生活與美好絕緣，充滿不幸，一方面是認為這不幸永遠不可能或在可忍受的時間內(nèi)不能好轉(zhuǎn)。復雜的幸福理論告訴我們，通常少有人會真正認為“活著”本身是件好事，在現(xiàn)世考量中生命比應然之意要輕。
但真的毫無希望嗎?身處痛苦之中的人是否有能力理性評估自己的真實處境，是值得懷疑的。他們所給出的那些絕望的理由，是否經(jīng)過了通盤的深思熟慮?趙嘉用行動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世界上還有留戀和牽絆。
見面那天，趙嘉重復說了好幾次“我是個男人”。自尊和臉面是人生要義。所以，他無法和前妻繼續(xù)生活，很多事情要瞞著父母，不能跟朋友吐露實情。壓力和問題一人獨擋，可見其艱難。在社會學自殺研究領域，趙嘉屬于典型的自殺高危人群。簡單地說，這群人多有以下特點：男性、中年、生活在城市。
根據(jù)研究報告，過去十年中國的年平均自殺率下降至每10萬9.8人，降幅達到58%。但下降主要得益于年輕農(nóng)村女性，中年男性的自殺率并未隨著整體減少而走低。城市大部分自殺者集中在35歲至49歲之間。與我們的既有“中國女性自殺率高”的印象不同，在2006年前后，城市和農(nóng)村的男性自殺人數(shù)開始超過女性。
該領域的代表人物涂爾干根據(jù)他對19世紀歐洲的觀察，得出論斷：“隨著工業(yè)化發(fā)展、城市化推進和現(xiàn)代化的深入，人們的社會整合力減少，失范程度增加。”而這些高危的群體，更大程度面對現(xiàn)代性帶來的異化、孤獨、疏離群體的問題。他們面對自殺的“誘惑”更加脆弱。
我們對此類描述毫不陌生，甚至諳熟于心。這不是眼下的中國，至少是輿論里中國的模樣嗎?或許，涂爾干一個多世紀前的話語在中國正得到回響。
在回響聲中，心理危機干預熱線出現(xiàn)了。根據(jù)去年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的統(tǒng)計，國內(nèi)服務機構共設立55條心理熱線與危機干預熱線。它們向所有能打來電話的人開放，電話那頭，應該有一名合格的心理治療師提供疏導和干預。但現(xiàn)實沒有這么完美，不少熱線已經(jīng)提示空號。
蘇州河邊，當趙嘉陷于愧對父母和渴求解脫的分裂時，他拿起手機撥通了希望24h的電話。希望24h是上海市首個24小時危機干預公益熱線。這個電話號碼是趙嘉幾天前搜索自殺、調(diào)整心情的時候從網(wǎng)上撿來的。電話那頭的溫柔女聲聽完他的話，急了。
老羅原本是作為法律援助，參與趙嘉的后期干預。按理，兩人是不能見面的。但救人心切，老羅壞了這個規(guī)矩。他陪著趙嘉去面對有所虧欠的朋友，奪下了他架在脖子上的刀刃。兩人結(jié)下情分，維持至今。
那些輕生的老人
跟老羅一起支援過汶川的黃衛(wèi)平至今對兩位自殺未遂的老人念念不忘。他是上海一家從事生命教育機構的志愿者，過去數(shù)年曾支援社區(qū)，提供心理健康服務。
一次是五年前，他在養(yǎng)老院跟那個割腕自殺的老人聊了一個下午。老頭兒是寧波人，七十歲了，有點兒孤僻，精氣神還可以。被搶救回來后，老寧波不停地表達歉意，“給大家添麻煩了”，好像自己犯下了嚴重錯誤。那個清晨，他趁大家吃早飯的工夫，用指甲刀的刃面割傷了自己。他事先在床邊放了個臉盆，怕滴下的血弄臟地面。
事后老寧波充滿了罪責感。他最在意的是給大家添麻煩，所以有了那個臉盆，所以他許諾不再犯相同錯誤。黃衛(wèi)平對老寧波的評估結(jié)果是“配偶去世后的創(chuàng)傷和孤獨問題”。妻子三年前去世，隨后他被送進養(yǎng)老院。雖然有兩個兒子，但絕少被探望。但這簡簡單單的評估能否全然地詮釋他的痛苦?黃衛(wèi)平說他自己也懷疑。
另一次是三年前，獨居的老太太自殺三次未遂。也是家庭矛盾，她把房子給了小女兒，傷了另一個的心。老太太后悔，成天叨叨，于是跟小女兒關系也不好了。她開過煤氣，跳過樓。到后來，女兒覺得老太太是以此要挾，不是有必死的`心。她是個多病的老人，抓著上門的志愿者一直絮絮叨叨地說�？赡�，碎嘴的表達方式也增添了子女的反感。
久病厭世和家庭糾紛通常被視為老人自殺的最大誘因。這不難理解。當生命的光焰日益萎去，疾病帶來的無力、困頓和疼痛是折磨的一大來源。自身社會性發(fā)展的可能性急劇下降，老人將期待的目光轉(zhuǎn)向家庭，一旦家庭成員不能滿足自己感情的期待，無法提供支撐和依靠，就會因愛生怨，容易絕望。
在近十年中國自殺率總體下降的背景里，不論城市還是鄉(xiāng)村，老年人自殺率居高不下，從2008年開始保持不變甚至回升。眼下，中國老年自殺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
在香港大學的辦公室，參與那份研究報告的葉兆輝教授告訴我，隨著老年人群體的壯大，他們的自殺問題將會成為預防干預工作的主要憂慮。在展開研究的最后三年，中國自殺人群的近半數(shù)是65歲以上老人，其中79%來自農(nóng)村。
誰來挽留這些意欲離去的老人?深圳市心理危機干預熱線的接線員申曉艷的印象里，她從未接到老人的求助電話。僅有的一次，是一名男士替母親求助。因為兩名女兒的相繼離世，母親精神恍惚，有自殺傾向，于是兒子打了這個電話，咨詢?nèi)绾伪Ｗo母親。常見的自殺干預熱線看來收效甚微。子女親朋的關懷勸說也難以保證。如果尚無法照料他們的現(xiàn)實生活，誰有閑暇來關懷老人的內(nèi)心呢?一種錯誤的理解是，心靈會跟著身體一起衰朽。老人好像什么都不用講究，一切湊合就行。
但這些自殺老人正以生命為代價，用最激烈極端的方式發(fā)出求援的呼吁。如果說涂爾干的描述和論斷體現(xiàn)了當下中國自殺問題的重要一面，但顯然不是最嚴峻的一面。
絕望和希望相互糾纏
希望24h熱線的辦公地點設在浦東東方希望大廈的負一層，和英語培訓機構、某社會組織辦公室，還有整座大廈的食堂靠在一起。自2012年12月開通以來，它一年里共接到2941人次“自殺者”的來電。發(fā)起人、臺灣自殺防治協(xié)會秘書長林昆輝說，熱線目前最大的瓶頸是跟警方的溝通合作尚未建立，跨省市報警和救援工作也難以開展。
相似的問題也在深圳市心理危機干預中心出現(xiàn)。盡管已經(jīng)成立十年，掛靠在深圳市康寧醫(yī)院下的干預中心仍沒有建立單獨的和警方、醫(yī)院的溝通合作渠道。這意味著當情勢危急，它也只能通過“110”、“120”發(fā)出現(xiàn)場救援的請求。
中心“元老”朱方方現(xiàn)在想起一個電話仍然心有余悸。大概六七年前的深夜，一個失戀的女孩在電話那頭哭訴男友的離去，說覺得頭暈，站在樓頂邊吹風，失敗的愛情讓她心碎，沒有活下去的勇氣。在朱方方的勸慰下，她不愿意跟父母聯(lián)系，卻同意再見見男友，要一個答案。等待的折磨中，女孩開始了倒計時。從十開始，十、九、八、七……朱方方說她當時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在團隊幫助下，“110”、“120”都已撥打，但朱方方覺得那一聲聲數(shù)數(shù)是在考驗自己。她記不清是倒數(shù)至四還是三的時候，那個女孩的男友到了。危機最終解除。
那個女孩的做法有多少姿態(tài)的成分?朱方方遲疑了一下，說可能有。但她馬上強調(diào)，在自殺干預中，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不是發(fā)出求援信號的人就不會自殺。絕望和希望相互糾纏。哪個取勝，就看那個瞬間哪個的樣子清晰一點。抓住絕望里的那一點點念想，放大它，恰好是干預的一種重要方式。
但如果女孩沒有撥打那個電話，結(jié)局有可能不同了。作為最常見的自殺干預方式，熱線無疑是全然被動的。它只有先接收到求助信號，才會啟動干預模式。而那些沒有能力發(fā)出求助信號的人要如何是好呢?
而且，自殺似乎是任何公共職權機關邏輯之外的事情。警方、醫(yī)院所關心的都不是自殺本身。這也確實不是他們職責所在。而關心自殺的干預熱線呢?深圳市心理危機干預中心的熱線至今沒有專項經(jīng)費，費用來源于深圳衛(wèi)計委統(tǒng)一劃撥到醫(yī)院的公共衛(wèi)生經(jīng)費。民間的如希望24h熱線，是全然的志愿者組織。
這些困境最終指向一個問題：誰有權利干預他人的自殺，以恰當?shù)睦碛刹辉试S自殺?或者，誰能強迫人們獲得生的智慧和勇氣?
曾長時間呆在華北某縣觀察研究自殺問題的吳飛指出了根源所在。在一系列關于自殺的論著里，這位北大的哲學系教授說：自殺問題的真正悖謬之處或許正在于此。一方面，自殺意味著人們的幸福生活受到了威脅;另一方面，這種極為私人化的幸福問題，無論從哪個角度說，都是外力難以干涉的。
自殺問題在某層面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性的兩難。在個人權利、自由成為普世價值的眼下，誰能扭轉(zhuǎn)憑借自由意志做出的決定?
拯救之后
課堂上，雪萊·卡根提到，即使自殺危機解除，那些為之困擾的問題并不會憑空消失，痛苦而絕望的人們也不會自然而然地幸福。
哲學老師的話有道理。趙嘉到現(xiàn)在還沒有把債務還清，經(jīng)濟條件也不是很好。“但是，慢慢來嘛。”他努力著把自己搞得忙碌一點，少想一些。趙嘉喜歡跟孩子在一起。他組建了一個300多人的球迷QQ群，從里面挑人建了兩支青少年球隊，多是學生。雖然還沒有經(jīng)濟效益，但已經(jīng)拉到了贊助商。另外，他給兩個初三的學生進行課程輔導，免費。
在其中一個叛逆的初三女孩身上，他花費了太多精力。除了自己免費給孩子補語文，他掏錢請數(shù)學、英文老師，給孩子買善存、紅景天。甚至在跟她父母商量，等她念大學時，由他出錢把孩子送出國去。
寄托是情感的投射，讓我想起他給前半生作結(jié)時說的話：“(原本)家里也有一個孩子，現(xiàn)在也不知道到哪去，找不到了。所以我的身世，前半生就這樣。”
趙嘉說快樂是比較重要的，能改變心里很多負面的東西。他老教那些孩子要開開心心過好每一天。但快樂對他來說仍是困難的，“我自己也做不到那個境界”。
那些過往的挫折和痛苦，并不會變成寶貴的財富或者正能量的源泉。趙嘉明白，痛苦還在那里。“說白了，我不能保證以后再遇到這種情況我會不會自殺。因為這么說是虛的。人總有一個情緒的邊界，一旦破了人就崩潰了。心態(tài)就完全壞了，還會走這條路。”
這種“脆弱”牽連著趙嘉的生活狀態(tài)。除了經(jīng)濟壓力，趙嘉仍孑然一身，父母是僅有的親人。他承認這種漂浮在半空中的不安定狀態(tài)對心理影響非常大。趙嘉羨慕老羅“有個家庭、有個伴侶、有個孩子，有一個安穩(wěn)的念想”。
不幸的因子不會自然消失。葉兆輝懂得這個道理。“自殺不單單是醫(yī)療問題，而是整體的社會健康問題。”他說，在干預自殺個案的同時，同等重要地，是要改善整體環(huán)境，避免導致絕望的不良因子出現(xiàn)。整體環(huán)境的改善有內(nèi)外兩個方面。外在的是整個社會福利制度、醫(yī)療保障、工作環(huán)境的改善，內(nèi)在的是要提升人們承受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過去十年間，他領著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團隊，在香港持續(xù)不斷地尋找改善環(huán)境預防人們自殺的方法。
這些努力包括了很多瑣碎的事情。比如，建議把木炭集中售賣，不能隨意擺放;在地鐵月臺上安裝安全閘門;關懷自殺者家屬，防止其自殺;在網(wǎng)絡上搜尋邊緣的可能有自殺傾向的人群;深入社區(qū)，關懷其中弱勢群體，宣揚干預知識。
在《死亡哲學》的最后一課，仍然穿著格子襯衫和牛仔褲的雪萊·卡根謹慎地得出結(jié)論：“假設有這種情況，有人能力理性地評估自己的處境，發(fā)現(xiàn)自己死了更好。全盤考慮，而非倉促行動，深思熟慮，完全自愿，有很好的理由的決定。自殺就是可接受的，雖然不是在所有情況中。”
但他馬上接著說：“當我們看到某人試圖自殺時怎么辦?我們能夠確定他滿足了所有上述限制條件嗎?我們應該謹慎，應該假定這個人悲傷過度，一葉障目，無法清晰思考，喪失正確的判斷能力，沒有正當?shù)睦碛伞?rdquo;
難以把握的現(xiàn)實境況和人心，決定了“自殺”這個選擇是非常難全然符合理性的。哲學討論是一回事兒。而面對每一個柔弱的心靈和生命，都應該要竭力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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