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中斜口器的用途命名及誕生背景的論文
紅山文化的陶器中有一種形制特異的器物，人稱“斜口器”。它敞口、斜壁、小平底，有的斜口呈“心”形，有的斜口呈“門”形，總體為箕狀。也有人稱其為“斜口缸”，還有學(xué)者稱其為“簸箕形器”或“異形器”等。這種器形先后在新樂遺址、富河溝門遺址、興隆洼遺址、左家山遺址、敖漢旗四棱山、赤峰西水泉等紅山文化遺址中都有發(fā)現(xiàn)。其中四棱山遺址的六座陶窯中發(fā)現(xiàn)有很多這種器物的口沿，說明此類器物在五千年前，是紅山文化分布地區(qū)原始居民的一種常用器物。
有關(guān)這種器物的用途一些學(xué)者已進行過研究，吉向前先生在《中國文物報》2000年12月24日3版發(fā)表了《紅山文化的斜口器是盛放器不是撮樓工具》一文（以下稱《吉文》）�！都摹窂男笨谄鞯姆诸悺⒐δ�、源流進行了考證，同時還把斜口器與馬蹄形玉箍之斜口進行了對比，但是《吉文》所持觀點及舉證分析所得的結(jié)論，筆者不能茍同。另外，目前所流行的：“斜口器是一種撮摟工具的觀點，或是一種專門保存火種的容器、或是用作取暖的火盆、或是人們漂洗食物用的澄濾器、或是取水用的大水瓢”等諸說法，筆者通過對紅山文化所發(fā)表的相關(guān)資料的研究，認為所有這些說法都不能成立。故撰此短文，略陳己見。
一、斜口器的形制、用途、命名
如果把紅山文化中的斜口器分為“有板耳”、和“沒有板耳”兩類，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有板耳的斜口器”一般器形較大，“沒有板耳的斜口器”通常器形較小。很清楚，沒有板耳的小型斜口器適合單手操作，有板耳的大型斜口器必須雙手操作。無論有無板耳、但有雞冠耳的斜口器更適合雙手端握。
牛河梁遺址出土的斜口器經(jīng)復(fù)原，口徑約52.8、底徑12.8、通高約52.4厘米。北臺子遺址出土的斜口器底徑13.2厘米，口徑與通高當(dāng)與牛河梁遺址出土的斜口器差不多。《吉文》云：“牛河梁遺址和北臺子遺址出土的斜口器，皆為夾砂陶質(zhì)，形體碩大，斜口外敞十分厲害，斜口最高處與最低處兩者的高差在45厘米左右，如果用它來撮取灶坑中的灰燼等，稍微碰撞就會損壞”。并言：拿斜口器實物模擬撮取動作，因“它的口太大、太敞，身極長又很重，根本不敢用力前后移動，小心翼翼地用力托著才能保證不失手，更不用說大幅度高強度的撮摟動作了�！惫始壬J為：用斜口器作撮摟雜物工具達不到省力快捷的目的，它主要是作為盛放器使用的。
在這里筆者強調(diào)一點，雖然斜口器形似撮子，但它并不是作為撮摟雜物的撮子來使用的，它只所以口敞如撮，完全是為取火、載火、傳火方便而設(shè)計的。為什么這樣講，因為考古發(fā)現(xiàn)所揭示的'事實是：它常常出現(xiàn)在火塘旁，或閑置在房屋的角落，它與火所結(jié)的不解之緣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四棱山遺址出土的斜口器，敞口、斜壁、小平底，口沿呈慢坡狀�？谘叵掠幸蝗χ讣准y和兩個對稱的雞冠耳，器表施橫行弧線加篦點紋，底部有編織紋�？趶郊s24、底徑10.4、高約17厘米。這種器形在新樂遺址也發(fā)現(xiàn)過，比牛河梁遺址出土的同類器物要小。雞冠耳在這種器物上的出現(xiàn)，說明它在使用過程中可以供人雙手端握。所以說其用途不可能有第二種解釋，它只能用于取火、載火、傳火。如果是用于打掃灰燼、撮摟雜物，按照當(dāng)時的生產(chǎn)技術(shù)，編織一種竹編、或草編、或藤編的“撮形器”完全可以，根本沒有必要去燒造一種即笨重又易碎的陶器去作撮子。
“紅山人”選用陶質(zhì)斜口器取火、載火、傳火的另一個原因是陶質(zhì)不僅保溫，而且隔熱，用時或抓、或握都不燒手�？梢韵胂�，原始的“紅山人”從一個火塘中（或者專用的火種堆）取火，其過程應(yīng)該是先將斜口器對準火塘灶口底部放下（或者將斜口器對準正在燃燒的火堆，也有可能是燃后未滅的柴灰堆，或者是公共保存的火種堆），取火者左手推掌住斜口器的小板耳，有可能是撮取火種，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取火者右手用火棍從火塘中（或正在燃燒的火堆、或燃后未滅的柴灰堆中、公共火種堆）將火種撥進斜口器，如果斜口器口面過小，就不利于火種的撥進和撮取。此時，人們在撥進撮取火種過程中，往往會把火炭連柴帶灰一起撮進、或撥進斜口器，假若是火塘或火堆正在燃燒時取火，就更有可能在撥進火種時迸出很多正在燃燒的柴炭渣，斜口器開敞如撮的嘴子和伸長的舌頭正好吃掉它，這就是斜口器為什么口斜、為什么口敞的原因。
誠然，當(dāng)人們雙手端握著帶有一對雞冠耳的斜口器(有些無耳)將火種運載到一個新的地方的時候，其傳接火種時還存在著一個“撥火”過程。不過，這時火種是從斜口器中向未點燃的火塘中撥進，此時的斜口器中不僅僅有火種，而且還有取火時帶進來的柴灰渣，如何將有用的火種撥進火塘，將無用的柴灰渣篩選出來，斜口器寬敞的口面就成了撥選火種的“前沿”，也可以稱作“簸箕舌頭”，這樣就為篩選火種帶來了方便。篩選火種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端起斜口器進行搖簸，或者拿火棍來回撥刨，所以說它是一種獲取火種、承載火種、篩選火種的專用工具。不是打掃灰燼用的撮子，不是火盆、不是澄濾器、也不是大水瓢，更不是《吉文》中所描述的，是存放較短棍棒、骨質(zhì)魚漂、木質(zhì)陶拍、紡輪、網(wǎng)墜之類的盛器。正因如此，所以人們在操作使用它的過程中，根本不可能使用大幅度、高強度的動作，一切都是在小心翼翼的情況下進行。若給其定名，筆者認為稱其為“火簸箕”是比較合適的。因為此器不僅有簸箕之形，而且在功能方面行簸箕之實。
二、“火簸箕”產(chǎn)生的歷史條件及背景
人類用火已有一百多萬年到二百萬年以上的歷史。目前，在紅山文化分布的主要區(qū)域遼寧省朝陽地區(qū)所發(fā)現(xiàn)的喀左縣水泉鄉(xiāng)鴿子洞遺址，曾出土距今10萬年前的人類牙齒化石、和動物化石、以及打制石器和灰燼層，說明在十萬年前，“鴿子洞人”已從事狩獵并用火熟食。距今四、五萬年前，朝陽大地上出現(xiàn)的與現(xiàn)代人體特征相似的原始新人——“建平人”，應(yīng)該說是“鴿子洞人”的后裔，“紅山人”應(yīng)該是“建平人”的后裔。但是“鴿子洞人”所用火種也是來自對自然火種的保存。我們通常所說的“鉆木取火”，即便是到了“建平人”生活的年代也未出現(xiàn)�！凹t山人”的取火水平到底有多高，現(xiàn)在我們無以驗證。但從《周禮·司爟》有“更火、變火”,《論語·陽貨》有“鉆燧改火，期可已矣”記載情形來看，距今五千年前的“紅山人”，其取火水平還不可能太高，其保存火種的方法還只能說是“鴿子洞人”的繼續(xù)。漢代學(xué)者馬融其所著的《三傳異同說》中注“改火”：“《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鉆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為什么四季鉆木取火，要選擇不同的木材，這是古人在長期的取火實踐中總結(jié)發(fā)現(xiàn)的。
相關(guān)資料表明：五千年前，紅山文化分布的內(nèi)蒙古東南部、遼寧西部、河北北部、吉林西北部地域范圍之內(nèi)，所生長的適合做取火材料的常見樹種僅有榆、柳、杏三種，也就是說，到每年農(nóng)歷六月（季夏）以后，生活在紅山文化區(qū)域范圍內(nèi)的原始部落，都要為取火找不到合適的木料而發(fā)愁，保留火種就提到了“紅山人”的議事日程上來�！吨芏Y》、《論語》所記是距今兩、三千年前的情形，由此推斷：“紅山人”雖然已掌握了鉆木取火的本領(lǐng)，但因季節(jié)變化，他們春、夏常用的榆、柳、杏三種取火木料，在秋季以后使用時往往因取火困難、或取不出火來。這時，他們就不得不采用古老的、傳統(tǒng)的、保存火種的辦法來保存火種�！凹t山人”每一個聚落里都可能有一個或幾個公共“火種堆”，這些“火種堆”都有專人看管。每個家庭在做飯、取暖和聚落集體燒窯時都要從公共“火種堆”提取火種，然后才能點燃自家灶膛和集體的陶窯。當(dāng)然，這也不排除各家之間就近互引火種的可能，“火簸箕”正是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誕生的。它是社會生活實踐的產(chǎn)物，是“紅山人”的專利產(chǎn)品。無論從形制設(shè)計、還是從實際用途角度講，它都集中體現(xiàn)了“紅山人”的聰明和智慧。
三、馬蹄形玉箍與“火簸箕”毫無關(guān)系
《吉文》把紅山文化中發(fā)現(xiàn)的馬蹄形玉箍（《吉文》中稱其為“玉箍形器”）與火簸箕進行聯(lián)系，并把馬蹄形玉箍與“火簸箕”二者之間的“斜口”聯(lián)系起來進行了寓意上的發(fā)揮，《吉文》云：“玉箍形器的斜口不是憑空想象而來的，它來源于實際生活中，它受到了斜口器的影響并采用了斜口器的斜口造型。玉箍形器作為溝通天地聯(lián)系人神的重要禮器，它的一端設(shè)計為斜口，其斜口就具有極為特殊的作用與意義。人神相絕不通在那時是困擾人們的一大問題，紅山人用一端斜口一端平口的玉箍形器最大限度地去尋找天與地、人與神聯(lián)系溝通的切入點，斜口的一端朝向天空，斜口的面積較平口的面積擴大了許多，與天接觸的面積擴大也就意味著擴大了天與地、人與神接觸的空間，溝通天地聯(lián)系人神的成功概率也就大一些。這是玉箍形器一端為斜口最主要的作用所在。”
筆者認為：馬蹄形玉箍的斜口并未受到“火簸箕”斜口的影響，雖然馬蹄形玉箍屬墓葬出土，火簸箕屬遺址出土，但從相對年代上看，二者應(yīng)該是同時期的，不存在誰影響誰的問題。從形制上講，馬蹄形玉箍的“斜口”與火簸箕的“斜口”還是有區(qū)別的，馬蹄形玉箍的斜口呈“馬蹄形”，火簸箕的斜口呈“心”形或呈“門”形。從用途上分析，它有“禮”的成份。因為作為隨葬品它常常發(fā)現(xiàn)于死者的頭部底下或周圍，筆者推斷它是部落首領(lǐng)或上層人物專用的一種削法、束發(fā)器具，同時又具有裝飾的作用。為什么這樣講，因為在它的斜口一端邊緣薄銳似刃，平口一端兩側(cè)有對稱缺口，或雙孔。以牛河梁遺址出土的一件墨綠色馬蹄形玉箍為例，此玉箍“高16.4厘米，筒狀、平口一端兩側(cè)有對稱缺口(有的標本為雙孔)，斜口一端邊緣薄而銳似刃”，此類器物先后在敖漢旗、巴林左旗、凌源三官甸子墓都有出土。由此可見，紅山文化部落的首領(lǐng)或上層人物無論是在世時、還是去世后，其束發(fā)、頭飾是有一定講究的，是與一般部落成員不一樣的。所以，筆者認為，吉先生關(guān)于馬蹄形玉箍“斜口”的寓意推論是站不住腳的。玉箍在一些紅山文化墓葬中的出土，只能說明墓主在部落內(nèi)部社會地位的高低，馬蹄形玉箍是一種權(quán)利和財富的象征，其“斜口”與溝通天地，聯(lián)系人神，毫無任何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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