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杜詩的“詩史”性及其現(xiàn)實價值探究
[論文關鍵詞] 杜詩 詩史 儒家風范 現(xiàn)實價值
[論文摘要] 杜詩具有很強的“詩史”性,源于詩人的儒家風范;杜詩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的歷史,凸顯出兩大主題:忠君愛國和民本思想。在“以人為本”的今天,“詩史”性的杜詩煥發(fā)出優(yōu)秀的人文精神而顯示出豐富的現(xiàn)實價值。
杜詩真實地記錄了安史之亂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歷史,因此其自中晚唐開始,一直享有“詩史”的美譽。稱杜詩為“詩史”,最早見于晚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必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逸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后世加以沿用推衍,“詩史”漸成為文學史上的定論,如宋祁《新唐書·杜甫傳贊》:“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奉杜甫為詩宗并開創(chuàng)江西詩派的黃庭堅,在《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山谷詩外集補卷四》)這樣寫道:“老杜文章擅一家,國風純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看來,自宋代始,譽杜詩為“詩史”已為世人廣泛接受和認可。
杜甫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善于反映歷史事件,用現(xiàn)在的話說,最能寫出歷史的真實。杜詩在栩栩如生地反映“安史之亂”前后唐王朝重大的歷史事件和廣闊的社會面貌的同時,又本著歷史的發(fā)展對當時社會進行了敏銳的分析和嚴肅的批判。例如,他在很多詩里寫出了事變前夕的社會矛盾的尖銳現(xiàn)象。如《前出塞》《后出塞》《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等,大體上都是反映了事變前夕的階級動態(tài)的作品。在事變當中,杜甫更接近了人民,對各階層的生活更加熟悉,對事變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寫的這個時期的作品,幾乎反映了各個社會階層的動態(tài),觸及了許多重大的國計民生。中唐元稹倡導新月府運動時《樂府古題序》說過:“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是名篇,無復倚旁。”(《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本《元氏長慶集》卷二十三)可以看出,元稹肯定了杜詩真實反映歷史的特點和優(yōu)點。“安史之亂”中,詩人的《哀江頭》《哀王孫》《春望》《月夜》《悲陳陶》《悲青坂》《塞蘆子》《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別”等,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矛盾和人民悲慘痛苦的生活,表現(xiàn)出對國事的極端憂慮和對民眾的深切同情。
杜甫的“詩史”之作源于其儒家風范。的確,詩人本人也一向以儒者自居。他在《憶昔》中曰:“愿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甚至,他還自認是個“腐儒”,如其在《江漢》中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一個身受儒家思想熏陶,篤信儒家生存理念,一個“有志于道者”所必須身體力行的杜甫的生存狀態(tài)及其價值取向,在他那個時代獨一無二。杜甫《進鵰賦表》:“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yè)矣。”杜甫的先輩中,杜預是晉初的名將,又是一位精通儒術的人,曾撰寫《春秋集解》;杜預而下的杜耽、杜遜、叔吡、依藝,或是刺史或是縣令;祖父杜審言系高宗咸亨進士,曾任隰城尉、洛陽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館直學士。杜甫自己說從他的遠祖杜預以來一直是“承儒守官”,也就是說他們家一直尊奉的是儒家傳統(tǒng),一直是為朝廷服務的。而杜甫也在詩中寫過他自己的志意,他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我們從杜甫的家世、杜甫的生平可以對他有一個整體的認識和了解。
杜甫的政治詩,深切地注視這國家命運,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他都要過問國家大事,都要出主張、談看法,積極的政治態(tài)度是非常難得的。杜詩在反映歷史和現(xiàn)實生活同時,還常常表達自己生平抱負和政治理想。憂國憂民和忠君思想,是這類作品的顯著特征。這個特征的內涵比較復雜,其中既有積極的因素,也有著消極的因素。但可以確定的是,他確實是受儒家思想熏陶很深的人。杜甫的儒家思想是有著自己的特點的,其特點在于杜甫特別篤信那曾被儒家所標榜,卻一向不曾實行的某些理想,連孔子孟子稱道堯舜,也只是標榜而已,杜甫則篤信而迂執(zhí)。杜甫把堯舜之治當成可以見諸實行的真理,在《奉贈韋左趁丞丈二十二韻》里談到自己早年的抱負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是杜甫發(fā)自肺腑的話,和統(tǒng)治階級緣飾儒術標榜的詞句是不同的。白居易、蘇軾等同樣是受儒家思想影響很深的詩人,但他們誰也不像杜甫這樣執(zhí)著和認真。加之杜甫的遭遇,當國家有太平迅速轉為動亂的條件下,他不僅客觀地看到民間疾苦,而且親身感受了這種痛苦。他不僅看到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而且自己也親身嘗到了“入門聞號啕,幼子餓已卒” 的悲哀,親身體驗了饑寒交迫、顛沛流離的痛苦生活。他在生活中既然和人民有了共患難的關系,也自然地產生了同憂戚的感情。這種感情和儒家的仁民愛物的社會理想一結合,就成為了詩人思想和道路的基礎,以致“迂拙”到不可動搖。
一方面,杜甫“詩史”所表現(xiàn)出的儒家風范必然衍生出“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忠君愛國的強烈政治色彩。“長愿天子圣”與“探道欲度羲皇前”,這就是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與對國家、民族、社會的關心相聯(lián)系,把天子的“圣”否看成是一個關鍵因素,在封建社會的思想認識體系和社會結構體系里是必然的。應該注意的是“致君堯舜上”是一個理念體系,它的外表不能不包裹著臣下對君王的“忠”,而它的具體內容卻包含著、規(guī)定著對國家、現(xiàn)實、黎民的熱愛、憂慮與關心。“忠”不是愚忠而是要“致”,要改變、影響,使其成為堯舜那樣的圣君,就包含著斗爭。實際上這是有風險在內去戰(zhàn)斗的現(xiàn)實主義,而其著眼點乃在憂黎元、淳風俗,即解決老百姓的具體問提。這包含著極其可貴的思想,甚至與后世不同發(fā)展階段的民主意識是相通的,因而有著廣泛的啟迪作用。
另一方面,儒家風范必然衍生出杜詩張顯人性之“欲”民本思想。儒家的仁愛情懷是與杜詩關注民生疾苦的精神指向互為表里的,杜甫常常站在人民的立場,為人民而歌唱。“言欲”,首先是言百姓之“欲”——利益。葉燮《原詩·外篇(上)》曰:“如杜甫之詩,隨舉其一篇,篇舉其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遭顛沛而不茍,處窮約而不濫,崎嶇兵戈盜賊之地,而以山川景物朋友杯酒抒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杜甫對亂離的世道下受苦難的、具體的“人”的基本生活狀態(tài)的抒寫,表現(xiàn)了他對人的正當的生存欲求的有節(jié)制的表達和要求。首先應該舉出《石壕吏》及《又呈吳朗》,在藝術、語言上誠然是爐火純青。然而,它們最大的特色,是塑造了足以代表唐代眾生相,以及他們的人性或受戕害或遭壓抑或被扭曲的人物形象,這就是杜詩中的“人物”詩。在這兩篇具有敘事風格的詩篇中,杜甫對人的正當而卑微的欲求,人在亂離中的痛苦的描寫,最大限度地發(fā)掘出人性之美、人性之真。比如,《石壕吏》中“婦啼一何苦”,已經成為千古絕唱,打造出了苦難時代中的一個普通老嫗的勇于犧牲奉獻、敢說敢做、敢哭敢控訴,而又敢于承擔的美好品格。同時也寫出了唐代下層婦女的命運,婦女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杜甫是人民的“喉舌”,通過詩歌喊出了民眾的痛苦和心聲。 二、“詩史”性的杜詩的人文精神及現(xiàn)實價值
趙睿才提倡把杜詩“當作一個整個的有機體來研究”,杜甫從早年到晚年的詩作,其憂國憂民的積極精神是一以貫之的。所以,杜詩真正的價值在于它全面、形象而深刻地反映出唐朝由盛而衰之際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喊出了民眾的痛苦和心聲。推崇杜甫,學習杜甫的是杜甫的“似司馬遷”,是杜甫關心國家、關心人民的戰(zhàn)斗的現(xiàn)實主義。講杜甫“一飯不忘君”,除了受時代的制約外,更多還是以致君堯舜、實現(xiàn)稷契伊周之志著眼,這仍包藏著對國家、對人民的關心。杜甫詩中有“不廢朝廷憂”與“罪里眉攢萬國愁”的句子,此所謂憂,愁,就是“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憂,也就是“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的稷契之志,即為天下人的安樂而奉獻自己。這種精神,在其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中,在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都有實質性的體現(xiàn),是我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價值倫理觀念的精華。就今天而言,它與“關心愛護最廣大人民群眾”這點有一致性,也與我們的時代精神合拍。
杜甫充滿了民本思想為基礎的仁民愛物精神。“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這里所指的是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得到最充分最集中表現(xiàn)的杜甫憂國憂民博大情懷與崇高精神界。這種思想的孕育仍然來自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優(yōu)秀政治思想學說的精華,其產生也有最深刻的社會物質根基。任何社會的構成,都以人為基本。任何時候,人民群眾都是社會的主體,而歷史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杜甫詩中關于人民苦難生活的描寫甚多,大多可分為“戰(zhàn)亂”釀成的種種哀傷和“誅求”引起的種種痛苦。這種極深厚的愛民精神貫穿在全部杜詩中,而由于藝術含蘊的巨大魅力和杜甫誠摯忠懇的個性,種種透過詩情燃燒的仁民愛物之心,超越了一切純理性的言論,成為永放光芒的人道主義精神的熱源。現(xiàn)在“以人為本”的觀念已在很廣大的社會范圍形成共識,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正是我們高揚的時代精神。那么杜甫的光輝思想,也將在我們的時代獲得廣泛認同。
杜甫一方面剛烈疾惡,揭露生活中的陰暗面,另一方面對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無論是大自然還是社會人生,都充滿著詩人的敏感和熱情。熱愛美,才能憎惡丑,杜甫對黑暗現(xiàn)實的揭露和他對生活中光明事物的熱愛追求是統(tǒng)一的人生態(tài)度的展現(xiàn)。洋溢于杜詩中的貫穿日常生活的高尚優(yōu)美情操,對于現(xiàn)代社會中人們的生活情趣的豐富、陶冶與提高,具有廣泛的啟迪。
杜甫是一個喜歡寫現(xiàn)實的人,其實都不是單純的現(xiàn)實,其中包含有他的理想;诖,我們可以說,在21世紀,杜甫仍然還活在我們心里,在某些方面,還將繼續(xù)是“我們現(xiàn)代人民的喉舌”。在《與時俱進,弘揚杜甫精神——紀念杜甫誕生1290周年》(《杜甫研究學刊》)一文中,張志烈進一步闡述和發(fā)揮了杜甫這一思想,認為杜甫精神是指全部杜甫詩文及其立身行事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基本思想感情,簡略地說,就是他那以民本思想為基礎而融合中國傳統(tǒng)文化各種美德的仁民愛物精神。在這個精神體系中,有三個情結最為重要而突出:首先是憂國憂民、愛國愛民的高尚情操;其次是自覺的社會良知和社會責任感;再次是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梢院敛豢鋸埖恼f,杜甫一生的言行與追求,就是為了實現(xiàn)社會的和諧而深刻地揭露那些不和諧!“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中表現(xiàn)粗來的追求社會和諧的崇高而激烈的感情至今依然深深的打動我們。讓人傾慕的是,杜甫關于追求社會和諧的訴求,在詩文中比比皆是。
杜詩廣博的題材內容,豐富的精神世界,對于今天提高全民的道德素養(yǎng),陶冶生活情操,都具有極重要的作用。面對建設先進文化的時代要求,面對著杜詩博大精深的內容與時代的息息相通,今天,對于杜甫詩歌的學習、研究、宣傳、運用,都存在廣闊空間。杜詩中全部豐富的生活內容,包括哲理、政治、道德人格等等,都融注在他心靈的審美判斷中,是他對人生的審美體驗和審美感悟的結晶。一部杜詩,就是無限遼闊的生命節(jié)奏海洋,審美感應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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