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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李健吾的文學批評觀
[論文摘要]李健吾的文學批評強調三個方面的要求：批評是一種藝術；批評是一種理解；批評是“靈魂在杰作間的奇遇”。這三個方面有其內在的邏輯關聯(lián)，共同構成李健吾的文學批評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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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李健吾，文學批評；藝術；理解；靈魂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史上，李健吾以他的印象式咀華批評而獨樹一幟，成為“京派”文學批評的重要代表。所謂“印象式咀華批評”，是說其批評強調批評主體的直覺印象，是一種“印象批評”，這種“印象批評”又是通過對具體文學作品的批評來實現(xiàn)的，含英咀華，既顯示作品之精神，又傳達批評者之印象。有人說：“咀華批評出于京派，秀于京派!李健吾堪稱‘是現(xiàn)代中國最具文學性的批評家’。”這一方面說出了李健吾的印象式咀華批評與“京派”的密切關系，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李健吾的印象式咀華批評的自我特色：不講究理論性、系統(tǒng)性和科學性，偏重于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凸顯其文學批評的文學性和藝術性。從他《咀華集》和《咀華二集》這兩本“零珠碎玉式”的批評華章中，我們可以發(fā)掘、歸納出一些規(guī)律性的批評觀念和批評理念，這些規(guī)律性的批評觀念和批評理念既可以說是李健吾對“京派”批評的貢獻，同時也構成了李健吾的批評觀念。其主要觀念有：批評是一種藝術；批評是一種理解；批評是“靈魂在杰作間的奇遇”。
一、批評是一種藝術
在文學批評領域里，“京派”批評的突出特點是在文學批評自身建設中追求批評的審美自覺。無論是沈從文高揚人文理念的創(chuàng)作式批評，朱光潛以文藝心理學為基礎的知識型批評，李健吾強調批評本質的印象式批評，梁宗岱致力于法國象征主義詩學探索的對話型批評，還是李長之獨具特色的情感中心主義批評，都表明“京派”批評家們在有意識地推重一種文學批評的審美自覺。因此有論者指出：
“京派批評的出現(xiàn)代表著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的審美自覺與成熟”“代表著文的自覺，試圖回歸文學本身，開辟了審美的前景”。總體而言，“京派”批評是一種偏重于作品的“尋美的批評”。李健吾的咀華批評則更進一步，把重點落實到關注批評本身的審美性，可以說是一種“尋美的美的批評”。李健吾立足于批評，進行“批評是什么”，“批評為什么”，“批評怎么寫”的思索與實踐，這對文學批評獨立性品格的建設有著重要意義，也正是這一點成就了李健吾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它也是李健吾“秀于京派”的重要表現(xiàn)。
在李健吾的批評觀中，文學批評獨立性品格建立的標志是對“自我”的高度重視。在批評中，他把“自我”提到了批評活動的中心位置。他說：“一個有自尊心的批評者，不把批評當做一種世俗的職業(yè)，把批評當作一種自我表現(xiàn)的工具，藉以完成他來人間所向往的更高的企止。”這意味著批評家和批評對象一樣，具有同等存在的權利，批評家應該利用批評對象并超越批評對象，批評家需要對象，正像作家需要生活，需要故事，都只是為自己的自我表現(xiàn)服務。既然批評是一種自我表現(xiàn)的工具，那么文學批評中的“自我發(fā)現(xiàn)”就顯得異常重要，“一個真正的批評家，猶如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需要外在的提示，甚至于離不開實際的影響。但是最后決定一切的，卻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種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種完整無缺的精神作用，猶如任何創(chuàng)作者，由他更深的人性提煉他的精華，成為一件可以單獨生存的藝術品”。在李健吾的心目中，批評與創(chuàng)作一樣有其價值，同樣是一個人心靈印象和體驗的述說與表現(xiàn)。這樣一來文學批評就擺脫了對作品的附庸，成了一門獨立的藝術存在，它也是一種有自己的獨立品格的生命有機體。
文學批評既已取得與創(chuàng)作等同的地位，有了自己的獨立品格，強調它的藝術性就成為必然。因此批評的獨立品格的形成也就是意味著批評是一種藝術。反過來，他認為批評是一種藝術，主要在于他把批評看作是一種具有創(chuàng)造性和個性的獨立存在�？梢哉f批評的獨立性和藝術性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個批評家是學者和藝術家的化合，有顆創(chuàng)造的心靈運用死的知識。他的野心在擴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認識，提高他的鑒賞，完成他的理論。創(chuàng)作家根據(jù)生料和他的存在，提煉出來他的藝術；批評家根據(jù)前者的藝術和自我的存在，不僅說出見解，進而企圖完成批評的使命，因為它本身也正是一種藝術。”在李健吾看來，批評不是神秘的，它只是批評家根據(jù)自己的感觸而寫，拒絕任何既定的規(guī)范標準，它有自己的使命，重在建設而不是摧毀。這種批評是一種藝術的觀念也正顯示出批評走向了一種審美的自覺。批評既然是一種藝術，批評家就可以像藝術家一樣凸顯出批評過程的自我表現(xiàn)和自我獲得，這個“自我”是批評者人生體驗所構成的一個完整的宇宙，它雖然微小，但是又廣袤復雜。
二、批評是一種理解
說批評是一種自我表現(xiàn)的藝術，實質是強調批評中主體的自覺，因為主體的自覺，批評有了自己的尊嚴、自己的宇宙、自己的獨立品格，這獨立的品格又反過來促成了批評主體的自覺。批評主體的自覺表明：批評是一種主體積極的創(chuàng)造活動，批評家會不自覺地在批評中顯示出自己的主體作用。批評家的世界觀、人生態(tài)度以及價值取向會很自然地滲入其文學批評之中。“京派”批評家出現(xiàn)于特定的歷史時期，他們的生存態(tài)度促其追求一種超然現(xiàn)實之外，隱匿于象牙塔中以一種清高孤傲的姿態(tài)觀看喧囂的現(xiàn)實世界。他們倡導在文學本位中尋求一種文化堅守，這種堅守使他們在把握藝術真諦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對現(xiàn)實時代的熱切關注。也正是在這點上，他們遭到左派批評的嘲諷。但左派批評忽視了“京派”批評家的一個重要特征，他們一般都試圖透過人性的多樣復雜感受到人生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從而體現(xiàn)他們對現(xiàn)實的關注。作為“京派”的一位杰出代表，李健吾也具有這種傾向。他表面上不膠著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細枝末節(jié)，并不意味著他完全漠視現(xiàn)實，他只是不關注現(xiàn)實時代的表面生活，他關注的是既超越現(xiàn)實又和現(xiàn)實有密切關系的人生和人性，從而體現(xiàn)出對現(xiàn)實的思考。
李健吾對人生尤其是對人性有自己的獨特理解。在他看來，“一切是工具，人生是目的，藝術是理想化的人生。”而“批評之所以成功一種獨立的藝術，不在自己具有術語水準一類的零碎，而在具有一個富麗的人性的存在”，通過這種“富麗的人性”，批評主體與創(chuàng)作主體實現(xiàn)了溝通。他甚至明確提出文學批評的“人生尺度”。人生、人性成為他批評觀與批評標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他在批評觀念上對人生、人性的倚重。在具體的鑒賞過程中，他把作品當作“人類性靈的花朵來咀嚼”。作為一個創(chuàng)作的實踐者，李健吾深知創(chuàng)作之難，所以他明確指出：“一個作者不是一個罪人，而他的作品更不是一片罪狀。把對手看做罪人，即使無辜，尊嚴的審判也必須收回他的同情，因為同情和法律是不相容的。針對當時文壇互相攻訐的批評情狀，他指出，“一個批評家，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毀，不是和人作戰(zhàn)，而是建設，而是和自己作戰(zhàn)”，這就需要一個批評家在廣泛人性的基礎上，以同情的心情、寬容的態(tài)度，懷著對他人的尊重和理解，懷著對自我的認識和理解來從事批評，批評的目的是建設和整合而不是破壞與離析。批評是一種理解。
批評是一種理解，在李健吾的批評實踐中，具體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一是對作家的尊重與寬容。李健吾是“京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他對“京派”作家投以更多的關注是必然的，但是他在批評中也有意識地掃除門戶之見，把眼光也投向諸如蕭軍、夏衍以及葉紫等左翼作家及其作品。比如對左翼作家蕭軍的《八月的鄉(xiāng)村》的評論，李健吾寬容的說：“我們無從責備我們一般(特別是青年)作家。我們如今站在一個漩渦里。時代和政治不容我們具有藝術家的公平(不是人的公平)。我們處在一個神人共怒的時代，情感比理智旺，熱比冷要容易。我們正義的感覺加強我們的情感，卻沒有增進一個藝術家所需要的平靜的心境”。在選擇批評對象時，李健吾也不注重作者的身份地位，他依據(jù)作品本身以及他自己的理解，認真地發(fā)掘了現(xiàn)代文學史許多無名之輩，他的《咀華二集》中共收集了十七篇文章，評論了當時十二位作家，除巴金外，其余在當時都是不被人們注意的。一九三四年，當林徽因的短篇小說《九十九度中》發(fā)表后，沒有引起文壇足夠重視，但是李健吾獨辟蹊徑，認為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雖然不適合當時讀者的閱讀習慣，但它卻“是一個人生的橫切面”，“是根據(jù)了一個特別的看法，達到一個甚高的造詣”。但是寬容的意識不是毫無原則的認同或者吹捧，批評家應根據(jù)自我的閱讀經(jīng)驗和個人的真切體驗，對批評對象的特點進行發(fā)掘，這就需要細膩的藝術體驗。
比如，在《三本書》中談到葉圣陶，李健吾說：“葉圣陶……說他的文字和為人全都平庸……我卻正和他相反，喜愛他的平庸，因為他從來沒有向他的性格和他的讀者撒謊，……我們的傳統(tǒng)帶著浮夸的詞藻，虛浮的情感，投機的智慧；我們往往在不知不覺之中就歪扭了文學上最可貴的一個成分……葉圣陶先生的平庸，如他所謂，是他的血，是他的肉，所以透過文字很快就和我們的心靈融成一片，成為我們的平庸的一部分……唯其平庸，這才健康。……《西川集》是一個有力的說明。”
二是對作品的尊重與寬容。李健吾作為一個批評者對作品所表現(xiàn)的寬廣襟懷和摯誠的愛，與他自己是一個優(yōu)秀的作家是分不開的。正因為他懂得創(chuàng)作的艱辛和困難，所以任何一部有價值的作品在他面前都是神圣的。針對“謾罵”和“攻訐”式的批評，他憤懣地說：“在文學上，在性靈的開花結實上，誰給我們一種絕對的權威，掌握無上的生死?”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李健吾在當時戲劇文壇上已經(jīng)名聲大起了，但他在評論上新秀曹禺的《雷雨》時，非常謹慎地說：“作者或許想把魯大海寫成一個新式的英雄，但是因為生活的關系，往往停留在表皮，打不進這類人物的內心存在”，也許是擔心挫傷新來者的創(chuàng)作積極性，李健吾作為一個戲劇前輩和批評家沒有采用一種“金剛怒目”式的責難語氣而以商量的口吻給創(chuàng)作中肯合理的建議：“作者如若稍微借重一點經(jīng)濟律，把無用的枝葉加以刪削，多集中力量在主干的發(fā)展，用人物來支配情節(jié)，則我們怕會更要感到《雷雨》的偉大，一種羅曼蒂克，狂風暴雨的情感的傾瀉，材料原本出自通常的人生，因而也就更能撼動一般的同情。
分析李健吾的評論文章，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李健吾處處“以同情的態(tài)度去體會作者”的批評心態(tài)去面對作品的得失。正像他自己所說的，“我不得不降心以從，努力來接近對方——一個陌生人——的靈魂和它的結晶。我也許誤人歧途，我也許廢話連篇，我也許不免隔靴搔癢。但是，我用我全份的力量來看一個人潛在的活動，和聚在這深處的蚌珠。……我用心發(fā)見對方好的地方。這體現(xiàn)了批評家的對人、人的情感和靈魂的尊重，只有這樣，批評才能是一種理解，批評才能做到公正。
三、批評是“靈魂在杰作間的奇遇”
批評是一種理解，是批評家實現(xiàn)其公正、公允批評的一種態(tài)度。這一態(tài)度得以確立的原因在于人類有一種“浩瀚富麗的人性”存在，批評者和創(chuàng)作者正是通過這人性實現(xiàn)溝通。但是一種態(tài)度的提倡并不是批評家從事文學批評的最終目的。對李健吾來說，批評的直接任務是分析，是“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靈魂的深處”，也就是說批評主體能夠走出自己固有的體驗，進入另一個心靈的世界展開神游，借一次次神游來擴展自己的人格，并把神游的經(jīng)歷付諸筆端傳達給別人。因此他認為批評是一個靈魂與另外一個靈魂或其他一些靈魂的碰撞和交匯，即批評是“靈魂在杰作間的奇遇”。作家把自己的靈魂化為杰作，批評家則必須以自我的人生體驗為依據(jù)，透過作品抓住這一靈魂的若干境界并把這些境界融化進自己的靈魂。在這個意義上說，批評家要更幸運些，他不僅僅有自己一番獨特的人生體驗，而且還能通過別人的作品走人別人的人生體驗中。正如李健吾所說：“我多走進杰作一步，我的心靈多經(jīng)一次洗煉，我的智慧多經(jīng)一次啟迪：在一個相似而實異的世界旅行，我多長一番見識。這時唯有愉快。
因為另一個人格的偉大，自己渺微的生命不知不覺增加了一點意義。在他看來，批評家走進作家創(chuàng)作的藝術世界里，就像作家面對紛繁蕪雜的人生一樣，他們有自己的感觸和體悟，更有自己的一份人生追求，然后用一枝靈動的筆記錄下自己的心路歷程。也就是說批評家企圖通過自我去叩問作品中的那顆藝術靈魂來發(fā)現(xiàn)作品中的美，并闡釋作品中的美，以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從而達到提升人格，深化人生的目標，并最終實現(xiàn)文學批評在審美中關懷社會的目的。但是也有可能出現(xiàn)這樣一種情形，批評家以自己的真誠與公正對作品做出自己的反應，似乎實現(xiàn)了一次與作品中另一個存在的靈魂的相遇對話，可是這相遇對話與作者的創(chuàng)作自白不一致，甚至出現(xiàn)“齟齬”和“抵牾”的現(xiàn)象。李健吾認為：“這是批評的難處，也正是它美麗的地方。因為“靈魂的奇遇”不僅僅要表現(xiàn)為靈魂的對話產(chǎn)生美麗，它也可以表現(xiàn)出靈魂碰撞進發(fā)的絢麗。批評家與創(chuàng)作者是可以在抵牾的奇遇中互相“補足”的，從而形成文本的多意性。“齟齬”和“抵牾”也是文學批評的獨立性的一個表現(xiàn)。
批評能夠實現(xiàn)“靈魂在杰作間的奇遇”，是因為批評主體以自我為起點和依據(jù)，使批評成為一種獨立的存在。但對自我的強調也給批評帶來了困難。盡管批評者和創(chuàng)作者通過一種“浩瀚富麗的人性”實現(xiàn)溝通，但是“沒有東西再比人生變化莫測的，也沒有東西再比人性深奧難知的。了解一件作品和它的作者，幾乎所有的困難全在人與人之間的層層隔膜”這種人生、人性的復雜性讓李健吾在給予自我自主地位的同時，也讓他意識到自我對批評的公正、公允可能會造成極大的限制。這限制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個體的限制，“因為第一，我先天的條件或許和他不同；第二，我后天的環(huán)境或許和他不同；第三，這種種交錯的影響做成彼此似同而實異的差別。他或許是我思想上的仇敵。我能原諒他，欣賞他么?我能打開我情感的翳障，接受他情感的存在?我能容納世俗的見解，拋掉世俗的見解，完全依循自我理性的公道?”二是根據(jù)的限制，“一個根據(jù)學問，一個根據(jù)人生。學問是死的，人生是活的；學問屬于人生，不是人生屬于學問。三是現(xiàn)實的限制，“屬于同一時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現(xiàn)實的沾著，人世的利害。我能看他們和我看古人那樣一塵不染，一波不興嗎?”。這些限制帶來的是批評者走進不了杰作，也就談不上靈魂奇遇時那種奇妙、幽深和廣遠的感悟，更談不上批評者靈魂的洗禮了。所以李健吾認為，批評家要“永久在搜集材料，永久在證明或者修正自己的解釋。他要公正，同時一種富有人性的同情，時時潤澤他的智慧，不致公正陷于過分的干枯。他不僅僅是印象的，因為他解釋的根據(jù)，是用自我的存在印證別人一個更深更大的存在，所謂靈魂的冒險者是，他不僅僅在經(jīng)驗，而且要綜合自己所有的觀察和體會，來鑒定一部作品和作者隱秘的關系。也不應當盡用他自己來解釋，因為自己不是最可靠的尺度；最可靠的尺度，在比照人類已往所有的杰作，用作者來解釋他的出產(chǎn)”。也就是說，“靈魂的奇遇”不僅僅是一種批評者依靠自我直覺為依據(jù)的非理性的尋求美的歷程，也需要理性的參與，需要批評的尺度，需要“一個忠實的人，用全付力量，把他獨有的印象形成條例”。
上述三個方面有其內在的邏輯關聯(lián)，因為批評是獨立的，所以它也是一門藝術，是藝術它就體現(xiàn)對人生、人性的關注，關注就需要理解，在理解的基礎上才能靈魂相遇。從李健吾的批評實踐看，也是如此，它以突出批評者的自我為起點，在塑造批評的獨立品格過程中走向一種“靈魂探險”式的審美自覺批評，這構成了李健吾批評的顯著特色，也實踐了李健吾自己對文學批評的要求，是其文學批評觀的生動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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