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述經濟倫理中的價值主體性維度
論文關鍵詞:倫理;主體性;價值主體性
論文摘要:反觀傳統(tǒng)經濟倫理思想，只有站在人的價值主體性維度考察經濟與倫理的關系，才能更好地厘清經濟與倫理邏擇關系和內在矛盾，并且以此來觀照我們的經濟制度、經濟活動，對經濟活動和經濟的目的、過程、手段、結果所體現(xiàn)的復雜關系作出合理性評利，正確引導人們的經濟行為和價值取向，從而促進社會與經濟的全面協(xié)調發(fā)展，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
中國傳統(tǒng)經濟倫理思想內涵豐富，源遠流長，對我們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經濟倫理的建設，深人研究探索中國傳統(tǒng)倫理思想，了解其深刻的倫理內涵及社會作用，批判地吸收其精華，是具有重要現(xiàn)實意義的。近年來，學術界關于經濟與倫理的關系論述不少，上也有不少相關論述。如中國古代儒墨之間的義利之辯就是對這一關系的討論。若按照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邏輯關系，可以將經濟與倫理間關系的思想分成四種形態(tài)，分別是經濟中心論、道德中心論、經濟內生論及外在經濟論。不論哪種向度，都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同時也存在其片面之處。本文試想從價值主體之維度對經濟與倫理關系做一些探討。
縱觀中國傳統(tǒng)經濟倫理思想，主要是以儒家道德為基礎，容納了法家、道家、兵家諸家治國治人之道，用以指導社會生產和經濟活動，規(guī)范和評價人們經濟思想和行為的倫理思想體系。其中，在春秋末期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形成的德性主義經濟倫理思想，主張倫理重于經濟或理性重于利益，倫理是經濟目的，經濟是倫理的手段，甚至認為利益可以為理性而失;以先秦墨家、法家和道家學說為代表形成的功利主義經濟倫理思想，主張經濟重于倫理，利益重于或等于道義;利是社會倫理的基礎，道義的前提是利或利人;“交相利”乃是“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以許行(與孟子同時代人)為代表的農家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則主張君民并耕同勞共食，平等交換，反對剝削欺詐;主要身親耕，妻親織，直接參加農業(yè)生產勞動，極力維護廣大小農群眾的利益。表面上看中國傳統(tǒng)經濟倫理思想中不乏有關于“人事”的論述。但它研究的只是人的行為規(guī)范，是以社會本位為基礎的，體現(xiàn)的是一種人對群體的依賴關系，人在這種依賴關系之中不可能成為獨立主體和確證作為人的主體性，更談不上以人為本，突出人的創(chuàng)造性的主體精神。經濟倫的著眼點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倫理問題，既在經濟中隱含而又凸現(xiàn)出人的價值和倫理關系問題。經濟倫理學對經濟的關注是為了對人的關注。如果從經濟倫理學角度講，不是要提高人的道德素質，處理好人們之間的倫理關系，僅僅為了更好地發(fā)展經濟。正好相反，發(fā)展經濟，提高生產力水平，并不是目的本身，至少也不過是目的性手段，而根本的目的是為了人，為了人的全面發(fā)展，為了人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質，即人的主體性得到復活。只有這樣的經濟，才是真正“為人”的經濟，才是真正具有倫理精神的經濟，才是真正“為人”的經濟。
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的這種地位決定了在人與萬物的關系中，人是作為主體而存在的。而經濟倫理學探尋在倫理建立完善經濟活動中經濟主體行為價值取向和人生價值善惡判斷系統(tǒng)，以主體性的人格賦予經濟的意義和終極價值目標，即賦予經濟以精神、氣質等品格;最終實現(xiàn)人的直覺與自由的本質學問，自然要從作為主體的性質出發(fā)，來認識人與世界的關系。然而，隨著人類經濟實踐的進一步擴大，一體化的復雜性，特別是經濟發(fā)展中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物的矛盾關系凸現(xiàn)，經濟倫理學倒偏重和專注于物與物的關系即經濟效率，較少關心人類的最終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東西能夠培養(yǎng)“人的美德”或者“一個人應該怎樣活著”等諸類問題，在客觀面前，人這一經濟的主體被忽視了�，F(xiàn)實的經濟研究中，人們往往注重對經濟增長、物價穩(wěn)定等問題的研究，甚至經濟發(fā)展被視為最終目標，人被簡單地視為勞動者和消費者，追求物質被認識是人的根本，以為解決物質和財富的增長是人的唯一需要。經濟活動若只圍繞著財富增長而展開，即囿于客體，囿于人之外的物質層面，失卻對人的關注，忽視人是經濟運行的主體和經濟發(fā)展的目的，則必然導致經濟與倫理的分離和緊張關系。
與倫理的沖突，首先體現(xiàn)在人類個體理性與整體理性的沖突上。就形式而言，經濟活動與倫理活動都是人類的理性活動，雖然經濟和倫理都體現(xiàn)著人類的理性，但經濟學卻有著自己比較特殊的理性觀念。經濟學的理性是以個體理性為基礎的。在經濟學家看來，如果一個商人能夠有效地利用資源來達到目標，他就是理性的。有效地利用資源來達到目標，這就是經濟學理性的根本內涵。具體來說，經濟學理性有以下三個方面涵義:第一個涵義是“人的自利性”假設。在經濟學家看來，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其行為必然受到自我利益的驅使，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是一切經濟行為的出發(fā)點。這是亞當·斯密《國富論》的核心思想。第二個涵義是“極大化原則”。它堅持功利主義原則，認為個體對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價地追求最小化“痛苦”，是人的理性的必然選擇。第三個涵義是每一個人的自利行為與群體內其他人的自利行為之間的一致性假設。事實上，人的經濟行為的動機和對經濟成就的判斷都滲透著倫理的因素，都受到人類整體理性的影響。經濟學對人類行為動機的設定過于簡單、狹隘和武斷，它對經濟成就的判斷也缺乏“人類最終目的是什么”和“怎樣的經濟活動使人幸福”這樣的倫理考慮。
其次，經濟與倫理的沖突體現(xiàn)在經濟與人的發(fā)展的沖突上。人類是經濟的主體，經濟就是為人類服務的。在經濟發(fā)展和人的發(fā)展的關系中，經濟發(fā)展只是手段，人的全面發(fā)展才是經濟發(fā)展的終極目的和尺度;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經濟發(fā)展與人的全面發(fā)展卻存在著嚴重的沖突。經濟的高速發(fā)展固然給人類帶來了豐厚的物質財富，但同時也造成了當代的各種全球性危機，這些危機甚至威脅到人類的生存。不僅如此片面追求經濟發(fā)展還造成了人的異化和社會關系的物化。商品經濟把人納入到它的普遍的價值體系之中，使人成為一種可使用、可交換的商品，在經濟中發(fā)揮作用。于是，人作為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得到重視，而他的人格價值卻被吞沒了，人的價值僅僅表現(xiàn)為物化的值和交換價值，即作為手段的效用價值，而不是主體性價值。結果便是人被物所支配，被他自己的產品所支配。個人無限占有物質財富的貪欲所帶來的只能是摒棄價值理想，忘卻終極關懷，使人成為物質巨人和精神侏儒。總之，這種單向度物質價值取向導致經濟發(fā)展與人的發(fā)展的嚴重沖突。
再次，經濟與倫理的沖突體現(xiàn)在經濟發(fā)展的合性與合目的性的沖突上。通常人們對經濟發(fā)展的研究側重“如何發(fā)展”，卻忽視了關于經濟發(fā)展問題的另外一面，即“為何發(fā)展”這一價值論、目的論問題。而后一方面正是前一個方面的理論前提。如果我們不能對“為何發(fā)展”做出合理回答，我們的發(fā)展就會因失去價值論基礎而發(fā)生意義危機。正如美國學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說:當前“唯一最嚴重的危機主要是社會意義上的危機。我們在解決‘如何’一類的問題方面相當成功”，“但與此同時，我們卻對‘如何’這種具有價值含義的問題，越來越變得糊涂起來，越來越多的意識到誰都不知道什么是值得做的。我們的發(fā)展速度越來越快，但我們卻迷失了方向”。這涉及的實質上是和倫中爭論不休的“是”與“應當”的關系問題。這里的“是”，是一個存在論、本體論的概念，指事物存在的客觀“事實”，事實固有的存在屬性及其客觀規(guī)律性。這里的“應當”則是一個價值論、目的論、實踐論、倫理的概念，指立足于人類自身尺度所形成的價值評價、行為選擇和倫理規(guī)范。在傳統(tǒng)哲學看來，現(xiàn)實的就是合規(guī)律的，合規(guī)律的就是合理的、有價值的。合規(guī)律成了決定人類行為的唯一尺度。因此，對必然性的尊重就成了最高的善，人也只能做規(guī)律自我實現(xiàn)的有意識的工具。實際上，休漠以來，有許多思想家意識到，從“是”中推導不出“應當”，從事實判斷中推導不出價值判斷，從合規(guī)律性中推導不出合目的性�，F(xiàn)實經濟實踐中“我們能夠做的，是否是應當做的?”“能夠做”和“應當做”之間的沖突實質上反映了人類經濟發(fā)展的合規(guī)律性與合目的性之間的沖突。
通過對與倫理關系的考察，可以知道就經濟本身而言，經濟活動的確有自己獨特的，有著與倫理價值不同的價值。但經濟活動無疑是人類實踐活動的一部分。當我們把經濟活動放到整個人類實踐活動來考察時，的確需要有一個倫理維度。因此對經濟規(guī)律的確定并不能代替對現(xiàn)實的經濟發(fā)展道路的價值論的評價和社會批判;合規(guī)律的經濟發(fā)展仍然需要以人為中心的尺度和倫理原則的評價和規(guī)范。在現(xiàn)實的經濟生活中，我們必須把人作為經濟發(fā)展的終極目的尺度，不僅要有效率的尺度，而且更要有人道的尺度，這里的人道的尺度，主要是指人的價值主體性維度。要講人的價值主體性維度，首先必先理解的人性觀。
經濟倫主要是道德層面的，道德是人的道德，離開了對人性問題的研究，道德就會缺乏主體基礎，倫理學作為關注人性改造與完善的人文學科，如果不研究人性問題，也就缺乏了其應有的邏輯起點。根據(jù)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論述認為:人性是以社會實踐基礎的性，社會性和主體性的統(tǒng)一。首先，馬克思認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與自然界之間的關系是能動與愛動的統(tǒng)一。人同動植物一樣，在自然界面前也有愛動的一面，有對生存和發(fā)展的外在條件的依賴，即人的需要，但只要是人的需要，不管是哪種需要，本質上都是社會性質的需要。因此，人沒有純粹的自然性，而是人化的自然性。馬克思主義承認人性中包含著自然性，但同時認為這種自然性不能歸結為人與動物相同的那種自然屬性即純粹的生物和生理本性，而是社會化的自然性。“吃、唱、性行為等等··…是真正人的機能。”但是，只有滿足這些需要之后，才能“使人的感成為人的”，才能“創(chuàng)造同人的本質和自然界的本質的全部豐富性相適應的人的感覺”。其次，關于人的類特性，馬克思說:“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覺的活動。”人始終是作為主體而存在的，不僅是認識和改造自然界主體，而且也是認識和改造人本身的主體。人的這種主體性，是人同其他動物最后的和本質的區(qū)別。馬克思所說的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的特性，換一種說法，就是人的主體性活動的特性。人的主體性概括起來講就是人作為對象世界的主體所具有的不同于自然和動物的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上的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離開社會實踐而談人的理性，這自然是抽象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理性、主體性、自覺能動性，人的精神生活都是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的。人性不僅包括人同自然界相同的性質，甚至還包括人的類特征，但人的本質在于其社會性。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性的社會性的規(guī)定，把它與歷史上一切抽象的人性論區(qū)分開來，是馬克思主義人性論的根本特征。馬克思不僅僅認識到構成了人的本質的上述要素，而且使之建立、統(tǒng)一于實踐的堅實基礎之上。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或社會實踐的最主要形式是生產勞動，正是勞動把人從自己的動物祖先中提升出來，正是在社會實踐中使人的自然屬性變成了人化 的自然;生產勞動，社會實踐總是以社會的形式進行的，因而直接產生了人性的社會性。人在勞動中表現(xiàn)自我，勞動是他個人的體力和智力的表現(xiàn)。在這一真正活動過程中，人使自己得到發(fā)展，人成為人自身。人只有通過勞動及其勞動產品，才能實現(xiàn)和確證著自己的本質，體驗和認識到自己的本質。并且，人在勞動實踐中還完善、發(fā)展了自己的本質。
作為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經濟活動作為人的生存方式是事實性和價值性相統(tǒng)一的活動，只有從價值主體性之維度來觀照，我們的經濟制度、經濟活動，才能更好地對經濟活動和經濟發(fā)展的目的、過程、手段、結果所體現(xiàn)的復雜關系作合理性評判，正確引導人們的經濟行為和價值取向，正確引導經濟政策和與經濟政策相關的政策的制定，推動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從而促進社會與經濟的全面協(xié)調發(fā)展，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引導人們將生活的目的從對外在物質條件的關注轉向對自身全面發(fā)展的追求上來，使人真正以人的方式存在意義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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