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兼濟天下的儒家思想

　論文摘要：初唐四杰在唐初文壇上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探討他們的人格精神和創(chuàng)作實踐存在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家特質(zhì)。

　　論文關(guān)鍵詞：初唐四杰；人格精神；儒家思想
　　　
　　朝代的更迭往往會伴隨文化思想的變革。出現(xiàn)于初唐高宗朝中后期的四杰，其文化心態(tài)和藝術(shù)精神相對于前朝文人及當朝的龍朔詩人，呈現(xiàn)出新的特質(zhì)，在他們的人格品德和創(chuàng)作實踐上都有深刻的反映。

　　1 “心事同漂泊，天涯共苦辛”
　　初唐四杰的得名，歷來眾說紛紜，學者曾作詳細的考證。一般來說，“四杰之稱大抵始于咸亨初年。”《舊唐書•裴行儉傳》言：“時有后進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并以文章見稱。”可見四人的齊名緣于其文。唐人稱頌四人才藻相類，喜歡對其品評比較。其實四杰不僅文才相似，綜觀一生，同樣福薄命舛。縱使少負才名，無奈沉浮輾轉(zhuǎn)，處境悲涼。王勃天資聰慧又有家學淵源，相傳六歲能文；楊炯幼時博學聰敏，十歲舉神童，待制弘文館；駱賓王七歲以一首《詠鵝》顯示過人才氣，流芳千古。但命運不但沒有偏袒才子，還額外降禍。王勃二十七歲遇險溺水而死，生命剛剛啟幕就匆匆收場。楊炯一生宦海浮沉，官卑職小，晚年凄慘寂寥。盧照鄰雖活到了六十歲左右，但三十八歲即得惡疾，幾成殘廢，因難以忍受病痛折磨投水而歿。駱賓王的結(jié)局更是說法不一，無論兵敗被誅還是投江自盡，都無盡悲涼。引用王勃《別薛華》中的“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評價四人實為貼切。

　　2 初唐四杰的人格品德
　　傳統(tǒng)文人受正統(tǒng)儒家文化熏陶形成“達則兼濟天下，窮著獨善其身”的思想，四杰也不例外。青年時的王勃就有“學而優(yōu)則仕”的抱負，他以才華為進階石，以極高的政治熱情撰寫《上劉右相書》，直陳政見，揮斥時弊，希望躋身臺輔，決策中樞，“大論古今之利害，高談帝王之綱紀”，受到當權(quán)者的重用。楊炯二十七歲應(yīng)制舉及第，授校書郎。盧照鄰為鄧王元裕賞識，被授鄧王府典簽。駱賓王宦海幾浮幾落，但政治熱情始終不減。四人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王勃的《滕王閣序》云：“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愨之長風。”可見其經(jīng)世濟國的宏愿。楊炯以《從軍行》、《紫遛馬》、《戰(zhàn)城南》、《送劉校書從軍》等邊塞詩贊美邊塞將士保衛(wèi)邊疆、建功立業(yè)的愛國抱負，更流露豪情壯志。盧照鄰的《詠史》吟詠漢代季布的風云際遇，寄寓了他兼濟天下的進取意識、積極入世的愿望和堅持操守的精神。駱賓王雖一生坎坷，但從未放棄政治抱負，《從軍行》表現(xiàn)了他投筆從戎、忠君報國的凌云壯志。
　　有學者撰文說明王勃、楊炯的儒學思想源于關(guān)隴儒學和河汾之學。盧照鄰、駱賓王所受的儒學教育基本上是齊魯之學。朝代的更迭致使統(tǒng)治思想亦產(chǎn)生變革，唐朝的統(tǒng)治者自然摒棄前朝的不良影響，從新的角度發(fā)掘儒家思想的內(nèi)涵，“貞觀君臣繼承了周、隋以來北方儒學強調(diào)的‘王道政治’的理論，并明確標舉以‘堯舜周孔之道’為其政治指導思想。”四杰接受的正是這樣的儒家思想，這成為他們經(jīng)世濟國、兼濟天下的宏圖偉愿的根源。
　　前面說到，命運對初唐四杰十分不公。在表達宏圖偉愿的同時他們又有不少抒寫內(nèi)心苦痛的詩文。四杰將懷才不遇的個人感傷與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結(jié)合，表現(xiàn)出不卑不亢、白璧無瑕的高風亮節(jié)。王勃才高位卑，政治上屢遭挫折，一首《別薛華》將悲涼不幸濃縮字里行間，但他沒有停留于此，《采蓮曲》以優(yōu)美的文辭、真摯的情感抒發(fā)采蓮女對遠征丈夫的思念，反映連年征戰(zhàn)的社會現(xiàn)實。盧照鄰的五言詩《曲池荷》寄寓了他抱才不遇、早年零落的心境，《贈益府群官》透露出個性耿介、不同流合污的品德。駱賓王的《在獄詠蟬》既表現(xiàn)了“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的無奈，又坦白了光明磊落的心跡。相對于同一社會文化背景下略早一些的龍朔詩人的利欲熏心、阿諛獻媚，初唐四杰以詩文表白心跡，顯示其兼濟天下、剛正不阿的胸襟品質(zhì)。

　　3 初唐四杰的詩文創(chuàng)作
　　前面分析四杰的人格品德大都是以其創(chuàng)作的詩文為佐證。但初唐四杰對文壇的變革不是完全顛覆性的。“歷來認為，初唐文學思想是以對六朝綺靡文風的批判作為起始的，但是，無論是初唐史家還是以‘四杰’為代表的初唐詩人并未完全擺脫六朝文風的影響。”四杰承襲了六朝文體，對于聲律對偶等形式因素，四杰并未排斥。真正為他們所不屑的，是內(nèi)容貧乏格調(diào)萎靡的館閣體詩風。四杰繼承前代文體而批判前代文風。
　　無論是王勃的《滕王閣序》還是駱賓王的《代李敬業(yè)傳檄天下文》，都是對仗工整、文才華麗的駢文典范。《滕王閣序》用典繁多而貼切達意，《代李敬業(yè)傳檄天下文》揮灑自如而通暢易曉，兩文都擺脫了齊梁以來駢文碓砌辭藻的弊病。初唐四杰對于駢文并不是一概否定，好的文學樣式應(yīng)該在有才華的人手中大放異彩，而不應(yīng)落入平庸之輩，成為一堆無意義的華麗辭藻的堆砌。這正是王勃等人既否定前代文人，同時自己的創(chuàng)作又頗為講求形式技巧的原因所在。
　　此外，初唐四杰因所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一直希望能躋身上層。所以盡管他們有高潔的品德，但對朝廷的態(tài)度還是以雅頌為主。這種雅頌建立在經(jīng)世濟國、兼濟天下的思想基礎(chǔ)上，言之有物，以理服人。這和龍朔詩人舍道棄儒后的獻媚和娛上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正如楊炯在《王勃集序》中所批評的“骨氣都盡，剛健不聞”，“一方面是指龍朔文人由于為文綺碎、雕刻而導致形式上的柔弱無骨、缺乏感情的力度，另一方面則指龍朔文士由于輕儒棄道而導致人格上的柔媚無骨。”初唐四杰對當時文風的批判可見一斑。
　　總之，初唐四杰無論人格品德還是創(chuàng)作實踐都給初唐文壇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他們兼濟天下的士大夫精神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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