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趙萬里與科學知識社會學
十年前，我追隨張舜徽先生攻讀中國史學的博士學位，爾后博士論文《周秦勢論研究》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近年來在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教書，我一直主講中國社會思想史以及中國民俗學諸課。我心下已將自己定位于中學研究，以為此生或與西學無緣了。
去年上半年我有機會到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訪學，該系張德勝教授將他從社會學角度詮釋中學的大著《儒家倫理與秩序情結》贈送予我學習。張教授并且善意提醒我在學習時不妨多看些西方知識社會學的文獻，正與我剛剛產生的一種感覺不謀而合。時下坊間討論中學(特別是儒家思想)的作品汗牛充棟，但囿于純思想史的視閾，已很難有所創(chuàng)新和突破。社會學視角的引入是近來研習中學者頗為時尚的新嘗試，但要真正將諸子百家的思想及其演變與中國社會文化的特點及變遷聯(lián)系起來，就不得不首先了解知識社會學的一般原理和研究方法。
也就是在這次為期四個月的訪學期間，受同一個項目資助、來自南開大學社會學系的趙萬里教授被安排住在我的隔壁，我們遂得以朝夕相處，享受交流人生和切磋學術的樂趣。趙博士比我年輕，長相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要小些，但他進入社會學領域卻略早于我。尤令我高興不已的是，趙博士多年來專注西學，特別是知識社會學。未經數(shù)日，我們已成無話不談的朋友。他把經過修改的博士論文拿來與我討論，這便是現(xiàn)在由佛光人文社會學院付梓的《科學的社會建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與實踐》(簡體字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我開始學習知識社會學不久，這部書稿正好直接將我?guī)У轿鞣街R社會學的前沿。
知識社會學即使在西方社會學中也是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分支，中國社會學界多年來對之更是敬鬼神而遠之。這不僅僅是因為它涉及的知識論話題長期為哲學所壟斷，社會學家失去了話語權，更主要的是，社會學自20年前在中國內地恢復以來，學術范式深受英美功能主義尤其是美國科學主義社會學模式的影響，在這種背景下，浸透相對主義和人文主義旨趣的知識社會學范式不是沒有人去研究，而是根本就不可能提出來。趙萬里教授不畏艱辛地介入西方知識社會學理論，且以其最新發(fā)展——科學知識社會學作為研究對象，洋洋灑灑數(shù)十萬言，縱論知識、科學與文化、社會的關系，其良苦用心或在于此。因為，用趙博士的話說：“科學知識社會學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吁請科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社會科學家以及生活在科學時代的普通人，對已經習以為常了的科學觀進行再思考。”這里所謂“習以為常”的科學觀，其核心便是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觀。
在西方思想史上，自啟蒙運動以來，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始終處于對立狀態(tài)，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之間的沖突更是現(xiàn)代性的緊張之源。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科學主義一直處于主導地位，并試圖把科學的合理性和客觀性原則擴展到人類一切知識領域。此后興起的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及其日益加強的影響，則是人文主義從邊緣向中心的一次文化反動。一定意義上說，以自然科學本身為研究對象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實踐，也是這種文化反動的一部分。與其他后現(xiàn)代主義者不同的是，科學知識社會學家不是直接去弘揚人文主義文化，而是沿著庫恩的道路，致力于解構科學文化惟我獨尊的地位，以及昔日關于兩種文化的本質主義劃界原則。因為按照庫恩的知識現(xiàn)象學思想，科學知識也具有與人文知識類似的解釋學性質。循此，科學知識社會學家便為我們塑造了一種大不同于傳統(tǒng)的科學形象，使“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令人生畏”的科學，變成“平凡世俗、平�？山�、司空見慣”的科學；或者說，把大寫的“科學”和神圣化的“科學家”，重新恢復為小寫的“手藝活兒”和平凡的“手藝人”。通過對知識之實踐性質的重構，建構主義科學知識社會學試圖消除“科學”與“人文”、“自然”與“社會”之間的二元對立，從而避免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人為制造的文化緊張。在這個方面，他們無疑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
近年來，作為庫恩后學之一種，建構論及其科學知識社會學實踐在哲學、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批評等領域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宗旨和成就與其說是以人文主義替代科學主義，不如說是為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平等對話開拓了新的空間。這就使我們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引入和評介社會建構論的思想與實踐具有了重要意義。因為從文化選擇的角度看，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中國現(xiàn)代史同樣深受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徉謬之累，而今日西方之“科學論戰(zhàn)”實無異于昔日中國之“科玄之爭”。只不過在這兩種情況下，科學所處的文化地位已不能同日而語了�？茖W在傳統(tǒng)中國文化中是一種新生事物，在“科玄之爭”時期尚處于弱小狀態(tài)，亟須取得合法地位。而在今日西方，科學不僅已成為主流文化，而且成了威脅其他文化之生存的霸權力量。換言之，“科玄之爭”中是科學向玄學爭取話語權，而“科學論戰(zhàn)”中的情況正好相反。那么在今日中國，科學與人文的消長之“勢”又如何呢?是像昔日中國那樣科學弱小而人文強大，還是像今日西方那樣科學強大而人文式徽?我們是要繼續(xù)給科學主義吶與喊，還是回頭為人文主義鼓與呼?這里的選擇恐怕已不是非此即彼那樣簡單了。今日中國科學文化若與一百年前相比已可謂強，但若與西方相比卻仍顯弱。且今日科學之強不同于昔日人文之強，強而非寡；今日人文之弱也不同于昔日科學之弱，雖弱不貧。“強”和“弱”是相對而言的，所差往往在毫厘之間。因此，說當今中國科學與人文并舉，或不為過。
老子日：“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論今日科學與人文之勢，以我愚見，其理一也。既然科學與人文皆有必然，不能厚此薄彼，“均勢”就是“天之道”。在這個意義上，我完全贊成趙萬里教授的對話倫理，以及通過對話建立兩種文化之信任結構的主張。畢竟歷史又前行了一百年，人類的智慧在科學實踐和人文實踐中得到了極大增長，對科學和人文之一體兩面性也認識得更充分了。眼下趙萬里教授大作的問世，以及兩岸三地中國學人為融合科學人文所做的不懈努力，不正體現(xiàn)了這種時代精神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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