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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生活的美學-20世紀西方美學的主體走向
第二種是朱狄先生的意見。他認為,“整個20世紀,西方對的思考就是以加深經驗的方法和的方法這兩種類型的區(qū)別來進行的。這樣,這兩種最基本的類型就被劃分為‘科學美學’和‘分析美學’!保ㄗⅲ褐斓遥骸懂敶鞣矫缹W》,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頁。)對這種看法朱立元先生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指出:“我們以為這樣概括,恐更失之偏頗。因為就基本傾向而言,科學美學與分析美學都可歸入科學主義美學思潮的范疇,這樣,人本主義美學這另一大潮流就整個兒地被忽略了!保ㄗⅲ褐炝⒃骶帲骸冬F(xiàn)代西方美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朱立元先生根據現(xiàn)代西方美學的基本傾向做出的判斷,的確切中了這種看法的要害,那么他自己的看法如何呢?這便是第三種意見了。
朱立元先生認為,“本世紀歐美美學的全部發(fā)展同相似,可以概括為人本主義美學與科學主義美學兩大思潮的流變更迭。”(注:朱立元主編:《現(xiàn)代西方美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這種看法在目前是最具說服力的一種,它不但高度概括出了20世紀西方美學的兩種基本特征,即反理性主義和基于“從下而上”的科學主義,并且由此厘清了它們與古典美學的基本差異。不過這種說法似乎也不能完全令人滿意。就拿杜威的美學來說,它是被劃入到“科學主義”范圍之內的,這主要是因為杜威很重視經驗與科學方法的作用。但從基本傾向來看,審美經驗與科學方法的應用卻都是以人的現(xiàn)實生存為軸心的,這樣一來我們又有足夠的理由把杜威美學劃到“人本主義”范圍之內。由此觀之,這種說法在實際操作中同樣存在著困難,“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很難用來概括像杜威、海德格爾與維特根斯坦這些在美學史上劃時代的人物。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情形,主要是因為里面仍有二元論因素在作祟,也就是說,這種說法把20世紀西方美學主體走向的兩個基本特征當作了走向本身,并自覺不自覺地把二者對立起來。
在我們看來,前兩種說法的不妥之處是明顯的,而第三種看法盡管不盡如人意,然而循著它準確概括出的兩個基本特征,卻能事半功倍地把握20世紀西方美學的主體走向脈絡,我們把它概括為走向生活的美學。
走向生活的美學意味著:1.美與生活在本體論上的統(tǒng)一;2.美在生活中呈現(xiàn)。下面我們就結合西方古典美學談一談這個命題的依據。
美與生活在本體論上的統(tǒng)一
西方古典美學也講美與生活的統(tǒng)一,但那種統(tǒng)一卻是“外在的”統(tǒng)一,在根本上,二者仍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我們都知道,黑格爾是西方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其哲學的基本范疇是“絕對精神”,即世界的最高實在,現(xiàn)實生活是它派生出來的對立面,是它最終要克服、拋棄的東西,因為生活是現(xiàn)象的、感性的、個別的。而美盡管“是理念的感性顯現(xiàn)”,比普通生活更多地體現(xiàn)出了絕對精神的特點,但由于它畢竟沒有脫離開感性、個別的特征,所以仍和最高的實在有段距離。這樣我們就看到,在黑格爾那里,美和生活都沒有本體(實在)的地位,絕對精神高懸于它們之上。同時,二者的統(tǒng)一也是由外在于它們的絕對精神來完成的,也就是說,只有感性生活體現(xiàn)出理念(絕對精神)的特征,才會成為美。言外之意也就等于告訴我們,二者盡管借助絕對精神可以達成特定的統(tǒng)一,但在實質上仍是兩種不同的東西,所以它們的統(tǒng)一只能是一種外在的統(tǒng)一。
把美和生活對立起來,然后再試圖尋求一種外在統(tǒng)一的做法其實決不限于黑格爾一個人,而是整個西方古典美學的基本特征。導致這種做法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古典哲學普遍表現(xiàn)出一種愿望,想在偶然、個別、感性、動蕩的生活之中或之外找出某種穩(wěn)定、一般、恒常的本質來,以達到解釋、控制世界的目的。這樣,泰勒斯就在生活世界中發(fā)現(xiàn)了水,奧古斯丁在生活之外發(fā)現(xiàn)了上帝,黑格爾則發(fā)現(xiàn)了絕對精神。本來,這些都是人們對世界特定規(guī)律的認識,是人們認識世界能力增強的表現(xiàn),但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把自己的認識對象(比如“水”)當成了最高的實在,把它們說成是決定因,結果就把它們與普通生活對立起來。這也就是各種二元論的由來,而美與生活的隔離與對立也就隨之產生了。
20世紀、美學的主體走向就是反撥古典的實在論,其出發(fā)點基本是從對認識的反省開始的,最終都從不同途徑戳穿了古典哲學認識對象虛幻的實在性,并程度不同地把對實在性的偏好系在了現(xiàn)實生活身上。隨著傳統(tǒng)固定、永恒的實在向生活的轉移,二元論開始銷聲匿跡,美與生活也就趨向了本體論的統(tǒng)一,那就等于說,美即是生活,而生活也即是美。
這里有三個人的思想有助于我們的理解,他們便是被理查德·羅蒂譽為當代三大哲學家的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和杜威(注:理查·羅蒂:《哲學與自然之鏡》,三聯(lián)書店1987年版,第3頁。)。維特根斯坦是從認識領域中的邏輯方面對古典哲學發(fā)難的。他在20年代就指出:人的思想或認識對象不是實在,“邏輯處理每種可能性,而一切可能性都是邏輯的事實!保ㄗⅲ壕S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3、97頁。)人的認識對象由實在向“可能性”的轉移摧毀了古典實在論的基礎。那么,不能由人的認識揭示的實在又是什么呢?那就是與生命有關的神秘的東西。如他所言,“確實有不能講述的東西。這是自己表明出來的;這就是神秘的東西。”(注: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3、97頁。)既然神秘的東西不可言說,維特根斯坦就選擇了沉默。但在二三十年后,他又用“語言游戲”概括了這種神秘之物,那就是語言(包括原始語言,如身體符號)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實際上也即是指日常生活本身:“語言的述說乃是一種活動,或是一種生活形式的一個部分。”(注: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7、67頁。)這樣一來,人的認識盡管不能揭示作為實在的生活,卻可參與到生活的構成中來,于是實在就成了流動的生活過程。同時,維特根斯坦又認為,既然語言的意義就在使用當中,那么“凡是存在意義的地方也就一定有完美的秩序”(注: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7、67頁。),這實際上又把美同生活看成了一個東西,并且均處于實在、也就是本體的地位。
20世紀西方哲學語言學轉向就是由維特根斯坦開辟的。后來海德格爾又從不同路徑把前者的理論向前推進了一步。他不但認為實在是體現(xiàn)在“此在”、也就是體現(xiàn)在人身上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還清晰而客觀地看到,人的認識(語言言說,道說Sagen)在遮蔽實在的同時,又呈現(xiàn)著實在的真理,它意味著:“顯示、讓顯現(xiàn)、既澄明著又遮蔽著把世界呈示出來!保ㄗⅲ汉5赂駹枺骸对谕ㄏ蛘Z言的途中》,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81頁。)這其實是維特根斯坦后期對認識態(tài)度的完善化:我們不能因為我們的認識不能揭示實在就不去認識了,就像因噎廢食一樣,因為我們的認識本身就顯示著實在、澄明著世界,也就是構成著生活。在海德格爾的眼中,實在的真理同生活的過程是一致的,從而與美和也是一致的:“藝術……是真理的生成和發(fā)生……是真理的自身設入作品!保ㄗⅲ汉5赂駹枺骸对姟ふZ言·思》,藝術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2頁。)由此可以看出,美和生活在海德格爾那里也是具有本體論的內在統(tǒng)一性。
維特根斯坦是從語言分析出發(fā)探討美學的(科學主義),而海德格爾是人追問人的存在來思考美學的(人本主義),但他們殊途同歸,最終都把生活看作為本體實在,進而達成了美和生活在本體論上的統(tǒng)一。所以問題不在于他們走的是哪條路,關鍵是在于他們達成的結論,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才說走向生活的美學代表著本世紀西方美學的主體走向。
不論是維特根斯坦還是海德格爾,盡管他們解決了美和生活的統(tǒng)一問題,但他們都忽視了美的交流性與分享性,把美在生活中的呈現(xiàn)看作是私人的事兒,如羅蒂所言:“他們兩位都關心極其受偏愛的個人而非關心社會,關心使自己脫離一切沒落傳統(tǒng)最后時期所特有的那種平庸無謂的自我欺騙!保ㄗⅲ豪聿椤ち_蒂:《哲學與自然之鏡》,三聯(lián)書店1987年版第9頁。)這是他們認識社會后又逃避社會的一種表現(xiàn),結果在自己的理論中留下了致命的缺憾。這個缺憾是由杜威做出彌補的。
杜威不但非常明確地把主體和客體相互作用的生活(“經驗”(注:約翰·杜威:《經驗與自然》,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10頁。)當作實在,把它與美統(tǒng)一起來,更為重要的是,他根據自己多年的社會活動實踐和精細的分析,看到了美和善(幸福)的統(tǒng)一,所以才說:“任何一種可貴的幸福都是以美的感覺和享樂為主要成分。”(注:約翰·杜威:《哲學的改造》,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97頁。)“人類中的先知總是詩人!保ㄗⅲ篔ohn Dewey:Art as Experience,Minton,Bach & ;Company,1934)由于善代表著人群深層共同的愿望與理想,是把人群凝聚在一起的基本力量,因此承認美與善的統(tǒng)一也就等于承認了美和藝術在社會交流中的核心地位。這如杜威所講,“正是由于藝術表現(xiàn)的是深層調節(jié)與基本思想的態(tài)度,表現(xiàn)一般人類態(tài)度的理想,具有某種文明特征的藝術就變成了一種工具,通過它,能在共鳴中進入到遙遠與異己文明經驗中深層的要素之內!保ㄗⅲ篔ohn Dewey:Art as Experience,Minton,Bach & ;Company,p349、331)杜威的這種說明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使美與生活的統(tǒng)一具有了社會現(xiàn)實性,并由此使本世紀西方美學的主體走向顯得豐滿而生動。
以上的分析告訴我們,20世紀西方美學向生活的轉移是古典實在論崩潰之后的必然結果,其邏輯依據便是美與生活在本體論上的統(tǒng)一。
美在主活中呈現(xiàn)
美與生活在本體論上的統(tǒng)一只是一種邏輯的證明,前面我們勉強做了一下概括,接下來我們就要看一看它在事實上的表現(xiàn),只有這個工作做完后,走向生活的美學這個命題才會具備比較完整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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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前面提到的那樣,說美和生活在本體論上的統(tǒng)一意味著美是生活,生活即美。于此,西方古典和當代美學的差異盡顯無遺。按照前者的看法,生活中只是部分地存在著美,而美主要也是由專業(yè)人士來創(chuàng)造、欣賞,普通老百姓是與此無緣的。就拿柏拉圖來說,他不但把美看作是至高無上的東西,而且還認為只有靈感附身的“王”才能直觀到最高的美,而那些靠技藝進行模仿的藝術家(注:當時把憑專門知識來說會的工作都叫做藝術,、雕刻、繪畫、之類是藝術,手、、、烹調、之類也是藝術。),由于和美隔著三層,他們就只能算是工匠。這樣一來,生活中的絕大部分就成了非美的東西。后來人們把美從哲學家手里搶了回來,但它的光輝只籠罩在音樂、雕塑、文學、繪畫之類現(xiàn)在意義的藝術類型身上,生活中其他像耕種、醫(yī)療、手工作業(yè)、烹調等實踐類型仍是技藝、手藝之類的“丑小鴨”,難登美和藝術的大雅之堂。這就是“博物館藝術”的由來,也是美和生活實質性分離的結果。在西方美學思想史上,柏拉圖是把美和生活隔離開來的始作俑者。
20世紀西方美學卻不是這樣看的,它們反對的就是那種“博物館藝術”,并且明確指出,生活中的一切實踐類型都是美的。
在維特根斯坦那里,“游戲”遍布于整個生活空間,這個空間的各個角落都有美的因子在活動,生活之美無處不在。在《與價值》中他曾講到:“我們想象在一個劇場里,幕布拉開后,一個男子獨自站在房間里。他來回踱步,點燃香煙后又坐下了。我們突然在局外以通常不能觀察自己的方式觀察一個人,好像在親眼閱讀自傳的一章,這當然是離奇的、精彩的。我們應該觀察比劇作家設計的劇情和道白更為動人的東西:‘生活本身’。”(注:Wittgenstein:Culture and Value,Edited by G.H.Wright,chicago,1980,P5-6.)海德格爾也持這種看法,他曾從的角度出發(fā)談到:“藝術作為歷史在根本意義上是奠定歷史……民眾歷史性的此在的本源是藝術。如此這般在于藝術的天性是一起起源:它是真理進入存在的獨特的方式,此即成為歷史性!保ㄗⅲ汉5赂駹枺骸对姟ふZ言·思》,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2頁。)他的話有點抽象,但意思還是明顯的:在生活的歷史發(fā)展中,藝術和美是各種實踐類型共同的基礎。換言之,各種生活類型都呈現(xiàn)著美。對此,杜威說得最為直接明了:“把藝術和美感同經驗聯(lián)系起來,標志著貶低藝術和美感的意義與尊嚴,這是種無知的看法……既然經驗是有機體在物質世界中的奮爭與收獲,那么在本質上它就是藝術!保ㄗⅲ篔ohn Dewey:Art as Experience,Minton,Bach & ;Company,19.)
把美說成是生活自然會引起誤解,人們不免要問:難道騎馬射箭、烹調縫紉、街頭漫步等也都是美的嗎?!對此,杜威是這樣回答的,他說,只要我們保證經驗(生活)的完整性,就必然如此。所謂完整的經驗意味著,在一次生活經歷中,一個人從動蕩的開端(問題情境)出發(fā),預見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予以實際的踐行,并在實踐過程中隨著偶然情況的出現(xiàn)隨時調整自己的行為,如果最后成功了,這個經驗過程就是完整的,它也就是美的。比如炒菜,主婦想奉獻給客人一份佳肴,她用自己認為最好的一套程序來操作了,并不時要調整一下火力、調料分量等,有時還要親口品嘗一下,如果味道果真不錯,那么她就成功了,那種享受決不僅僅屬于客人,也屬于她自己,整個炒菜過程就是美的。
那么,生活中為什么又有許多東西不美呢?杜威認為是由于完整的經驗被人為地割裂了。比如那個炒菜的主婦,如果她像仆役一樣只負責操作過程,而過程的結果被迫“割”給主人,那么她的經驗就不是完整的,當然也就不是美的了。再比如盲人,他之所以欣賞不到鮮花的嬌美是因為他不能擁有欣賞的過程。當然,吃菜的主人也不能品嘗到炒菜的美感,因為他只是占有了結果,而沒有占有那個過程。從杜威的這種看法中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美在生活中呈現(xiàn)這個論斷實質上也是對社會分層、對20世紀技術力量單極發(fā)展負面作用的理論透視與批判,是使“單面人”(馬爾庫塞語)恢復為全面的人的一次理論探索。它告訴我們,生活本來是美的,只是人為的原因造成了美的破碎與孤立,那也便是占典形而上學的罪孽,只要我們在思想上驅開古典形而上學的幽靈,在實踐中付出努力,勞心與勞力的劃分就不再是一種二元隔離,生活就會在整體上呈現(xiàn)出美的光輝。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除了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和杜威都對柏拉圖之前的古希臘哲學、美學做出過長期的梳理與闡釋工作(注:1919年12月杜威曾在北京大學作過一系列“思維類型”的講演,是他第一次較系統(tǒng)地對古希臘哲學的梳理,其內容收入John Dewey:Types of Thinking including A Survey of Greek Philosophy,
New York,1984.),而他們的主張和那一時期人們對藝術的一般看法也有種奇怪的吻合,都認為美和藝術屬于所有的生活類型。那為什么后來會發(fā)生變化呢?正如前面說到的那樣,美和生活、進而和藝術的第一次分離是從柏拉圖開始的。其實,柏拉圖的“理式”及“美”,不過是對普通生活各種實踐類型中規(guī)律性形式的概括,也就是藝術當中的和諧、對稱因素。由于形而上的沖動,他把這種由藝術實踐當中出來的特點當作了最高實在,當作了美,然后反過來又說美與普通生活實踐無關,生活中的各種“工匠”不過像可憐的西西弗斯一樣,永遠也不會企及最高的實在。于是,美與生活的關系就仿佛一個發(fā)跡后的不肖兒子面對著母親,瞪著兩眼不認娘。
杜威抓往了柏拉圖的這個痛處,并且直言指出:“這種數(shù)典忘祖之事,只有當它反過來否認自己的祖宗的時候,才是可以責備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從的對象中,從希臘文化的儀式、祭祀和圓滿終結的對象中曾經借用過,而且也曾經把所借用的東西理想化而成為新的藝術對象,這是應該感謝的事情。但在他們已經借貸之后,他們卻把他們的模型和規(guī)范所由派生的東西棄如敝履,這就不是怎么值得敬佩的事情了!保ㄗⅲ憾磐骸督涷炁c自然》,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89頁。)如此看來,本世紀西方美學所做的工作又是在“反祖歸宗”,重新把美的尊嚴還給生活。當然,這種走向決不是簡單的回歸,決沒有把數(shù)千年的分工歷史當作虛無,相反,這一走向試圖尋找著一種新的社會聯(lián)合,因而美在生活中呈現(xiàn)出來的樣子必然會不同于純真的“人類童年”時期。
上面的論述說明,美在生活中呈現(xiàn)不單是理論上的推論,同時它也有著歷史事實的根據,并最終使20世紀西方美學的主體走向在我們面前呈現(xiàn)出來。
幾點說明
以上我們只是簡單地分析了20世紀西方美學的主體走向,由于篇幅的關系,沒有做具體、細致的展開,下面將就與之相關的幾個重要問題做一下補充說明。
首先,本文只是論述了走向生活的美學這個命題之所以成立的兩點依據,并且主要是在與西方古典美學的比較中進行的,我們沒有反過來用這個結論來——印證本世紀西方美學各種流派的理論。
其次,我們的結論并不想概括20世紀所有西方美學門派的觀點,比如弗洛伊德主義等現(xiàn)代派的美學主張。因為在嚴格的意義上,它們仍屬于西方古典實在論的回光倒影,換言之,它們仍是想在生活的某個角落或環(huán)節(jié)上找到一個類似“性欲”或“結構”之類的實在來,來歸攏作為現(xiàn)象的生活,結果在世紀初顯赫一時后,它們不是改換門庭,就是被各種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及相應的美學主張所取代,因而它們并沒有代表西方美學在本世紀的主體走向。
第三,除了我們上面提到的三位重要的思想家的美學觀之外,20世紀五六十年代興起于西方世界、并在今天仍在發(fā)展著的各種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基本上可被看作是本文命題的多樣表現(xiàn),比如解構主義美學、闡釋學美學、符號學美學等,它們提出的“反中心”、“邊緣化”、“填平鴻溝”等口號,均是對古典實在論的反叛,并程度不同地表現(xiàn)出對動蕩、偶然、零散的普通大眾生活的偏愛。
第四,即便是體現(xiàn)出了走向生活的主體走向,但各種美學流派所體現(xiàn)的方式、內容也是十分復雜的,有的甚至是不自覺的、偏激的,富于建設性的理論不多,更多的是眾語喧嘩。這說明,美學的這一走向目前并不具備理論的完善性,此工作的完成尚有待時日。
我們的說明只是一種希望的表述,希望在世紀之交,我們的理論工作者盡可能對上一世紀的美學思想足跡作一番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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