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標準在爭論中發(fā)展

摘要：翻譯標準是個古老而熱門的論題。本文通過對歷代翻譯標準爭論的分析，說明翻譯標準不是永恒的．而是在爭論中發(fā)展的。譯者應(yīng)樹立正確的翻譯觀。

關(guān)鍵詞：翻譯標準,爭論,嚴復(fù)

Abstract:Standard of translation is an ancient and ardent proposition．This article gives the ideasthat the standard of translation is not eternal，it's growing in great debat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de-bates of the whole history．Translators ought to set up the correct viewpoint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standard of translation；debates；Yan Fu

翻譯是人類歷史上最悠久的文化交流活動。在世界趨于經(jīng)濟一體化的今天，追求多元的精神與文化價值已成為一種必然。無論在人類的物質(zhì)生活，還是在人類的精神活動中，翻譯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有翻譯就必然會有對翻譯標準的看法與思考。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背景，不同層次的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必然會對翻譯標準產(chǎn)生不同的看法，這就可能要展開爭論。這種爭論是有益的、健康的，它能推動翻譯事業(yè)的進步和發(fā)展。人類社會就是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中發(fā)展到今天的，翻譯也不例外。著名學者辜正坤先生說得好：“在翻譯理論領(lǐng)域，翻譯標準問題無疑是最具歷史意義的論題�？梢哉f翻譯者對翻譯標準的討論，幾乎從一有翻譯現(xiàn)象的時候就已經(jīng)開始。因此，這個古老的論題吸引了如此眾多的理論家的注意，是不足為奇。”(《中國翻譯~2001．(1)第12頁)

一、我國古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 我國的翻譯事業(yè)約有兩千年的歷史。佛經(jīng)的翻譯始于東漢桓帝建和二年。譯者安世高是公元二世紀來華的西域人。他翻譯了《安般守意經(jīng)》等30多部佛經(jīng)。后來月支國人支婁迦讖來中原，譯 了10多部佛經(jīng)。他的譯文生硬，讀者不易看懂，所以從那時起，就有直譯和意譯這一類問題的爭議。他有個學生叫支亮，支亮有個弟子叫支謙，他們?nèi)�人號稱“三支”，都是當時翻譯佛經(jīng)的名人。支謙在《法句經(jīng)序》中有“傳實”、“貴其實”、“勿失厥義”、“因循本旨”的提法，這就是主張注重傳輸原著實質(zhì)性內(nèi)容，也就是嚴復(fù)所謂的“信”。這一“信”字在唐代譯家尤其是玄奘的翻譯實踐和理論中長期被奉為圭臬。支謙在同一篇文章中還說他最初不贊同另一譯者將炎的譯法，說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近于質(zhì)直。仆初嫌其辭不雅�！毕悠渥g得“不雅”，說明支謙最初也認為“雅”是翻譯標準之一，后來才有所更改。由此也可見關(guān)于“雅”這個翻譯標準即使在當時，就已經(jīng)在我國譯界爭論不休了。當時與支謙在一起的人主張“今傳胡義，實宜徑達”�？梢姟斑_”字翻譯標準當時也已經(jīng)提出。到了符秦時代，在釋道安的主持下設(shè)置了譯場。翻譯事業(yè)出現(xiàn)了一大進步，成為有組織的活動。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譯失真，主張嚴格的直譯，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譯的《蜱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譯下來的。在這期間，道安請來的生長于西域龜茲的天竺人鳩摩羅什考證了以前的佛經(jīng)譯著，批評了翻譯的文體，檢討了翻譯方法，他全改以前群家的直譯風格，主張意譯，并改正了過去音譯的弱點。他的譯著表達了原作風貌，譯文生動形象，為我國文學翻譯奠定了基礎(chǔ)。 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08年)譯界巨星玄奘出發(fā)去印度求經(jīng)，17年后才回國。在他組織下用了19年時間譯出了75部佛經(jīng)，共1335卷。他不但把佛經(jīng)由梵文譯成漢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譯成梵文，成為第一個把漢文著作向外國介紹的中國人。他提出的翻譯標準“既須求真，又須 喻俗”，意為“忠實、通順”，直到今天仍有指導(dǎo)意義。

二、我國近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 談到近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我們不得不談嚴復(fù)和嚴復(fù)的“信達雅”。嚴復(fù)是我國清末新興資產(chǎn)階級的啟蒙思想家。魯迅曾在《二心集》里說過，嚴復(fù)“曾經(jīng)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jīng)的方法”。嚴復(fù)參照古代翻譯佛經(jīng)的經(jīng)驗，根據(jù)自己翻譯的實踐在《天演論》卷首的《譯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達雅”翻譯標準。嚴復(fù)曾說：“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眹缽�(fù)最初提出三難，并不是作為翻譯標準提出來的，但在這之后的一百年間，嚴復(fù)的“信達雅”說漸漸引起了許多翻譯家的共鳴，對翻譯實踐起到積極的指導(dǎo)作用，表現(xiàn)出了強大的生命力。但對其“雅”宇從一開始便有爭議。他所謂的“雅”，是指脫離原文而片面追求譯文本身的古雅。他認為只有譯文本身采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實際上即所謂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所以在白話文興起之后，激進派群起而攻之，大有將其批倒批臭而后快之勢。甚至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掀起了一場關(guān)于“信達雅”的爭論。有人甚至認為嚴復(fù)的“信達雅”說，嚴重限制了翻譯研究的視野，長期束縛了人們的思想。有些觀點相當激烈。如黃雨石就說：“嚴復(fù)在開一代翻譯之風，在著意介紹外國新思想等方面的確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他的這一套翻譯理論，無可諱言，卻顯然是完全錯誤的。(沈蘇儒著《論“信達雅”——嚴復(fù)翻譯理論研究》商務(wù)印書館，1998年，第107頁) 周篤寶說：“‘雅’字是唯心的，或者說是‘違心’的，都是不科學的。他翻譯的是當時格物致知 的書，代表先進的學術(shù)思想，卻為了使頑固保守的士大夫階級樂于接受西方先進學理‘刻意摹仿先秦文體’去翻譯顯然不妥。如果說嚴復(fù)的翻譯思想有不妥之處，皆失于‘雅’’’。(《中國翻譯))2000(2)，29)由此可見，在對嚴復(fù)的“信達雅”說百年來的爭論中，“信達”二字已是人們公認的標準，而對“雅”字卻爭論很大。 20世紀20年代我國出現(xiàn)了關(guān)于“神韻”的討論。對此我國著名作家茅盾曾發(fā)表過見解。他本人始終如一是不妥協(xié)的“直譯”論者，連后來出現(xiàn)的介乎“直譯”和“意譯”之間的所謂“順譯”他都反對，理由是“順譯”容易導(dǎo)致“歪譯”。(1984a：351～354)茅盾早期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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