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西周至清都城文學地理形態(tài)的演變研究論文
“文學地理”這一意識，最早出現在《詩三百》里，春秋時期的學者按照不同的王國和地區(qū)進行“國風”的分類，就體現了“文學地理”這一概念。南宋著名文學家朱熹曾經采用“以地證詩”的方法考察文學，即對文學產生地的人文地理環(huán)境進行分析。自宋以后，則有較多的文學流派以地域命名，更是體現了文學地理的意識。
20世紀初，王國維等通過引進西方現代學術思想和方法，開始發(fā)表有關古代文學地理的言論，但是這些學者并沒有明確使用文學地理這一概念，真正使用“文學地理”概念的是近代學者梁啟超。直到最近20年來，我國在文學地理研究上才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一、西周至清都城遷徙概說
都城的形成和選擇與人文、自然等各種因素有關。在中國古代，則與自然條件有更多關系;往后則與人文因素有較大關系。都城之所以能夠發(fā)揮主軸心作用，主要是由于其能同時實現向內聚集和向外輻射，就如同向湖面投石頭而形成的波紋一樣，波紋的擴散程度，與石塊、用力大小和湖面一方是否有阻礙有關。直至殷商滅亡以前，都城一直處在頻繁遷徙狀態(tài)，以至于不少城市都擺脫不了速建速毀的命運，進而影響了城市軸心體系的發(fā)育和形成。西周開創(chuàng)都城鎬京，直至清代，都城一般能經歷多位帝王，王朝政治穩(wěn)定時都城一直是全國的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能夠將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tài)更加全面的呈現出來。從文化角度來看，首都能否發(fā)揮較大的內聚力和外射力，也與其本身文化實力、文人群體活躍程度、首都與外緣通道之間是否存在障礙有關。從地域分布上來看，從秦朝到清朝，絕大多數都城都位于黃河、長江和運河三條軸線上，重心為黃河軸線中游。從都城遷徙情況來看，呈現出由東西向南北發(fā)展的趨勢。在中國古代的七大古都中，殷、長安、洛陽和開封均處于中原地區(qū)，杭州、南京和北京則位于前四個古都的東方，與海的距離較近。按照都城遷徙歷程，可以將其劃分為黃河軸線東西移動、黃河與長江軸線交互移動、運河軸線南北移動這三個時間段，這也就決定了中國古代文學地理的形態(tài)與演變結果。由于都城地理分布和遷徙路向不斷發(fā)展變化，所以中國文學地理也呈現出了不同的形態(tài)和特點。
二、東西遷徙時期的都城文學地理形態(tài)與演變
都城在黃河軸線東西移動時期，最初古代文學在傳說中主要有兩種樣式，即歌謠和神話。直至周代，《詩經》得以出現，才改變了這一局面。由此可見，在文學地理中，西周首都為文學發(fā)展起點，占據重要地位。從西周初年到春秋時期，《詩經》完成了305篇作品的收錄，都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包含山西、河南、陜西等地，多數為中國文化發(fā)展水平較高的`地帶。進一步分析《詩經》中作品的地理分布則可以發(fā)現，是以西周都城為中心。但隨著周王朝的衰落，諸侯國逐漸崛起，首都的作用逐漸被諸侯國削弱。在這些國家中，齊國的文化發(fā)展的較好，擁有深厚積淀，所以成為了新的文學中心。戰(zhàn)國末期，秦國統一全國，咸陽開始成為首都主軸心，從而使當時文學地理形態(tài)再次發(fā)生了變化。但由于發(fā)展時間尚短，一直到西漢建都長安，文學活動才形成一定規(guī)模。在該時期，西漢在首都長安之外，又在洛陽建設了陪都，構成了包含首都、陪都在內的都城圈，分別可以在內圈與外圈進行首都及陪都的命名。在當時，全國可考的著名文學家共77人，其中內圈的有21人，外圈的有3人，所以在首都圈共有24人，占全國比例的31%。在西漢時期，為鼓勵貴族富豪定居長安，當時的統治者制定了一系列優(yōu)惠政策，完成了七個由移民組成的新興衛(wèi)星城的建設，從而引入了豐富的移民文化。在當時，這些地區(qū)匯聚了較多的文化名流和豪杰巨富，所以這些地域的文化與文學活動極為活躍，出現了司馬遷、孔安國和司馬相如諸多歷史知名的文人。這些人物的流動，則使得漢代的一些地區(qū)的文化得以擴散和融合，從而使中國古代文化史的內容得到了豐富。在長安直轄區(qū)域內，共包含15位著名文學家，由此可見漢代首都在文學地理分布中的重要地位。之所以能夠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是由于通過采取移民、游歷和任職等方法，實現了全國文人學士的匯聚，而不是像過去一樣需要通過幾代人的積累產生。在三國時期，魏國的文學最為興盛，而魏國建都洛陽，設立了長安、許昌等四個陪都。當時可考的著名文學家共57人，首都圈內共10人。而吳國首都圈人數與比率與魏國首都圈持平，但是在文學內聚力和成就方面不及魏國。觀察西周至清的歷史可以發(fā)現，著名文學家多以進入王都為榮，并且也會在都城顯現自己文采，這才使得都城在文學地理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從西周至三國文學地理演變情況來看，該時期占據主導地位的王朝(國)首都在黃河軸線中游一帶集中分布，擁有較長生命周期，并能得到延續(xù)。
三、交互移動時期的都城文學地理形態(tài)與演變
從西晉開始，中原王朝首都開始從黃河中游向長江下游移動，意味著文學地理正式開始進入到交互移動時期。而西晉的首都于洛陽，首都圈由其管轄的12郡構成，可考著名文學家共126人，首都圈內22人。東晉首都為建業(yè)，雖然版圖有所縮小，但首都建業(yè)所在揚州管轄區(qū)由12郡構成，擁有較大輻射圈。在這一時期，擁有的著名文學家多達上百人。相較于東吳，東晉首都圈著名文學家的比率得到了明顯提升。自此以后，首都的文學內聚力開始不斷上升，并且在東晉時期到達了一定高度，在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代文學則得到了發(fā)揚光大。但由于朝代交替過于頻繁，所以首都一直在發(fā)生變化，難以對其進行準確分析。隋朝建立以后，首都重新變?yōu)殚L安，輻射范圍也開始向西北轉移。到了唐代，長安依然為首都，除了首都長安，唐代還設置了陪都，形成了包含河南和汝州在內的首都圈。在唐代前期，著名的文學家近300人，首都圈范圍內約有60余人。到了唐代后期，首都圈發(fā)生了變化，著名的文學家近350人，首都圈內約有53人。從唐代前期到唐代后期，擁有明顯的政治區(qū)域劃分區(qū)別。所以想要更好的分析唐代文學地理形態(tài)的演變，還要將其劃分為兩個階段，即以“安史之亂”為界進行前后期劃分。在唐代前期，首都長安管轄區(qū)內擁有的著名文學家占全國之最，對唐代文學地理形態(tài)演變起到了重要影響�！鞍彩分畞y”爆發(fā)后，盛唐時期結束，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開始向東南移動。之所以唐代后期會出現首都文學凝聚力下降的情況，主要是由于中晚唐時期首都雖未遷徙，但經濟中心開始向江南方向轉移，從而使文化活動重心也發(fā)生了明顯轉變。在唐代后期，不少著名文學家甚至退避江南，只有少數在江東與洛陽之間。較之唐代，宋朝疆域有大幅度內縮，文學家的地域分布密度有所提高，并且地域分布處于均衡狀態(tài)，但依然以都城圈為重心，預示著文學地理形態(tài)出現整體南移的演變趨勢。
四、南北遷移時期的都城文學地理形態(tài)與演變
到了元代，都城遷移至北京，標志著文學地理遷徙正式進入到南北移動時期。而明代的都城最初為南京，后又遷徙至北京。到清代，北京依然為都城。從整體來看，都城遷徙呈現出南北移動的演變形態(tài)。在元代，中國古代著名文學家近500人，都城內卻只有不到30人。在該時期，雜居創(chuàng)作為主要的文學活動，最初以都城為演出中心，后來卻遷移至杭州。出于對漢族文人的歧視，元朝統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歧視政策，對漢族文人進行排斥，從而使都城的文學內聚力遭到了削弱。所以，在元朝漢族文人并不認可都城在文學地理分布上的地位，以至于都城的文化與文學活動并不活躍。到了明代初期，朱元璋在南京建都，直至永樂年間將都城遷移至北京，并將南京設置為陪都。在明代，中國著名文學家多達1 330人，都城管轄內的文學家不到50人。出現這一現象，是由于在南宋時期中國文學地理重心已經遷移至江南。元代由于統治者采取民族歧視政策，這一局面并未得到改變。直至明代，統治者又曾經遷都，所以按照籍貫統計的著名文學家的數量較少。所以，這一數據并不能說明首都的文學內聚力下降，還應從文學家活動維度方面展開分析。清朝統治時期，文學家有1700多人，都城管轄范圍內有近89人，仍然未能改變首都文學內聚力下降的趨勢。但在該時期，首都圈內的文學活動較為活躍。
通過分析可以發(fā)現，在西周至清文學地理發(fā)展的三個時期內，以首都為中心的首都圈在文學地理分布中所處的中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作用卻呈現不斷下降趨勢[7]。之所以會出現這一局面，主要是由于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出現了分離。明朝時這一現象尤其明顯，主要是由于明朝在遷都的過程中，導致經濟、政治和文化各中心相互分離，陪都的地位不斷提升，進而最終導致首都地位下降。在清朝建立以后，則將明代所建南京陪都制度取消。實際上，這一政策的采納不僅并未消除，甚至還進一步加劇了南北間的矛盾，以至于首都北京無法發(fā)揮其主軸心功能。分析影響文學地理形態(tài)演變的諸多要素可以發(fā)現，文化對其影響最大，其次則為經濟和政治。從元到清，北京始終都是政治中心，南京則是經濟和文化中心。雖然文學地理形態(tài)演變也會受到政治中心的影響，但是受到文化與經濟中心的影響更大。政治中心與經濟、文化中心長期分離，必將導致都城對文學地理形態(tài)演變的作用被削弱。
通過研究可以發(fā)現，在西周至清文學地理上，黃河、長江和運河同樣也占據重要的位置，由于古代都城主要分布在三大軸線上，而都城本身則是最重要和最活躍的文學活動舞臺，所以在相當程度上驅動了文學地理形態(tài)的產生和演變。比較西周至清文學地理形態(tài)演變的三個時期可以發(fā)現，最初文學活動是沿著黃河流域軸線進行東西橫向運動，進入到第二發(fā)展階段則開始在長江和黃河兩大流域間進行交互運動，但進入到第三階段，文學活動開始在運河軸線上進行南北縱向運動。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改變，不僅與運河流域城市群落發(fā)展需要有關，還與該時期濱海連線與運河城市群落相互連動有關。從總體上看，處在主軸核心地位的都城對文學地理形態(tài)演變的作用卻在逐漸下降，而這與都城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分離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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