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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書源流考論文
在日復(fù)一日的學(xué)習(xí)、工作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會接觸過論文吧，論文可以推廣經(jīng)驗(yàn)，交流認(rèn)識。那么問題來了，到底應(yīng)如何寫一篇優(yōu)秀的論文呢？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子思書源流考論文，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據(jù)《韓非子·顯學(xué)》說：“自孔子之死也，……有子思之儒”，《荀子·非十二子》亦將子思與孟子并稱，故子思無疑是戰(zhàn)國初期非常重要的思想家。然其書散失，其學(xué)放佚，不知曾令多少學(xué)者為之扼腕而嘆！是以郭店竹簡中有關(guān)子思的一經(jīng)公布，立即喚起人們一揭千古之謎的濃厚興趣。竊以為就竹簡所見，澄清全部事實(shí)的證據(jù)仍然不足，但確實(shí)為推斷這一公案提供了新的線索，并可據(jù)以落實(shí)部分事實(shí)。
一、南宋以前子思書的流傳
關(guān)于子思書，大家都知道原書早已亡佚，現(xiàn)在行世的是南宋汪×和清代黃以周的兩種重輯本，皆名曰《子思子》，但對南宋之前是書的流傳情況，恐不甚了了。我在反復(fù)推敲上有關(guān)記載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印象：從先秦至南宋，子思名下的這部書前后出現(xiàn)過三種傳本，分別代表其演變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先秦至劉向校書前的《中庸》四十九或四十七篇。
現(xiàn)存最早談到子思著作的文獻(xiàn)是《孔叢子》：
子思曰：“文王困于×里，作《周易》。祖君困于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于是撰《中庸》四十九篇。
《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與此相合：
伯魚生×，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過去，由于人們判《孔叢子》為偽書，故不相信其史料價值。李學(xué)勤先生曾撰文指出，此書乃漢魏間的孔氏家學(xué)。我認(rèn)為，這一判斷應(yīng)該是符合事實(shí)的。既然此書舊題陳勝博士孔鮒所作，故其主體部分當(dāng)成于孔鮒之手，后由孔氏家族陸續(xù)增補(bǔ)完善。無論如何，《孔叢子》的這段記載與《史記》相合，當(dāng)為信史。
不過，有人懷疑：“孔子作《春秋》在歸魯之后，不在困于陳、蔡時。子思于其祖不應(yīng)謾言�！盵1]其實(shí)，這里所說的文王困于×里作《周易》、孔子困于陳、蔡作《春秋》、子思困于宋作《中庸》，皆不應(yīng)該機(jī)械地理解為受困之時著書，而應(yīng)理解為受困之時發(fā)憤著書，及其真正著書，也許在受困之后。
也有人說，《中庸》僅一篇，而此處謂四十九篇，多寡太懸殊。對此，蔣建侯引翟灝之說云：“翟灝謂此四十九篇即《子思子》謂之《中庸》者，蓋以首篇之名為全書之名。猶鄒衍所作有四十九篇，而《史記·孟荀列傳》僅言作《主運(yùn)》；《屈原賦》尚有《九歌》等，而《史記·屈賈列傳》僅言作《離騷》也。其說甚是�！盵2]
我進(jìn)而認(rèn)為，在劉向校訂之前，此書并無《子思》或《子思子》之名，時人只稱之為《中庸》，《孔叢子》、《史記》皆稱作《中庸》可以為證。
從《孔叢子》看，這部以首篇《中庸》命名的子思著作，共四十九篇。歷史上也有類似的說法，只是篇數(shù)稍有出入。如李翱《復(fù)性書》曰：“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标苏f之《中庸傳》曰：“是書本四十七篇�！编嶉浴读�(jīng)奧論》亦曰：“《中庸》四十七篇。”[3]唐宋去古未遠(yuǎn)，其說當(dāng)有所據(jù)。然《孔叢子》說是書四十九篇，為什么數(shù)家皆稱四十七篇呢？蔣建侯解曰：“疑‘四十九篇’之‘九’乃‘七’字之訛。余所揣度果不謬，殆《漢志》所錄之《子思子》二十三篇，各分上、下二篇，又加《序錄》一篇，故為四十七篇與？”[4]余以為，或“九”為“七”之訛，或“七”為“九”之訛，尚難遽定。至于蔣氏謂四十七篇分《漢志》所錄之二十三篇，恐誤源為流了。另外，數(shù)家皆稱此書為《中庸》，又進(jìn)一步證實(shí)了《中庸》確為本名。
總之，此書乃子思困宋之后所作，本稱《中庸》，共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是為祖本。
第二階段為《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子思》二十三篇”，是為新編本。
在我看來，《漢志》所說的這個二十三篇本，是劉向在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的基礎(chǔ)上校訂而成的。《漢志》寥寥六字的記錄，透露出兩個重要信息。一是劉向?qū)蛇^去的《中庸》改為《子思》，以與其他子書同例。二是他又把過去的四十七篇或四十九篇編為二十三篇。
從漢代的有關(guān)記載看，先秦古籍，文字多有重復(fù)，篇卷也往往短�。ü曛窈喓蜕虾２┪镳^所藏戰(zhàn)國竹簡亦可證之）。劉向在《別錄》中常常說，“所校仇”某某書“凡”某某篇（這個篇數(shù)一般為劉向所見各種傳本的總篇數(shù)），“除復(fù)重”，“定著”某某篇。我想，劉向在校訂《子思》時，也是依照這個程序進(jìn)行的�？上�，其《子思書錄》不傳，若幸復(fù)得，其文當(dāng)曰：“所校仇《子思》凡某某篇，除復(fù)重，定著二十三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云云。
至于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具體如何演變?yōu)槎荆w有數(shù)種可能。一是，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本身就重復(fù)二十四或二十六篇，故“除復(fù)重”，可得二十三篇。二是，將四十七或四十九篇合并為二十三篇。三是，二十三篇本對四十七篇或四十九篇本既“除復(fù)重”，又合并原篇。四是，四十七或四十九篇本流傳到劉向時已多有佚失，僅得其中的二十三篇。一般說來，劉向校訂的這部二十三篇本《子思》宜得其真。
然而，這個二十三篇本僅流傳于漢魏時期，至遲在南北朝時已告亡佚（說詳下文）。
第三階段為《隋志》和《唐志》所著錄的《子思子》七卷，是為重輯本。
直到現(xiàn)在，學(xué)者們一般認(rèn)為這部七卷本和《漢志》所著錄者為一書。這是一個誤會。實(shí)際情況是，當(dāng)時《漢志》所著錄的《子思》二十三篇已經(jīng)亡佚，學(xué)者重輯子思遺說，是為《子思子》七卷。這是上第一部子思遺說重輯本。
這個看法，并非我的發(fā)明。早在明代，宋濂業(yè)已指出：“《子思子》七卷，亦后人綴輯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盵5]或許宋氏沒有提供進(jìn)一步的證據(jù)，故不為后人所接受。
在我看來，證據(jù)并非不顯。
其一，篇卷數(shù)不符。《漢志》所載為二十三篇，《隋志》、《唐志》所載為七卷。
其二，書名不一。《漢志》所載名曰《子思》，《隋志》、《唐志》所載為《子思子》。清人黃以周已經(jīng)注意到這個現(xiàn)象：“《漢·藝文志》‘《子思》二十三篇’，不名《子思子》�！蹲铀甲印分运逄崎g始，故漢魏諸書引《子思子》語與唐馬總《意林》同，而并曰《子思》，從舊名也�！鋾拼q盛行，文史家、類書家所引或從舊名曰《子思》，或依新題曰《子思子》，此各家體例有不同也。北宋之初其書猶存，《太平御覽》采取頗多，而倏稱《子思》，倏稱《子思子》。一部書中稱謂錯雜，豈其所引子思語別見于他書與？然檢諸古籍，多目為《子思子》，則輯《御覽》者人各異題，初無別于其間也�！盵6]黃氏以為同是一書，名稱有異，而沒有想到已經(jīng)名實(shí)皆異了。
其三，宋濂在談到七卷本時說：中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軻曰：‘君子之告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孟軻告魏侯×以仁義�！鄙w深得子思子之本旨。
宋氏雖認(rèn)定七卷本為“后人綴輯而成”，卻認(rèn)為其中的這段記載“蓋深得子思子之本旨”。豈不知，子思和孟子生活不相及，焉能對話？所以這段文字必為后人假托，必非《子思》原文，它為七卷本后人重輯之說提供了確證。
其四，如下文所述，《五行》篇當(dāng)本屬原書，然已不見于隋唐時期流傳的七卷本。主要證據(jù)是，當(dāng)時的學(xué)者已不知“五行”為何物。如唐人楊×注《荀子》“謂之五行”句曰：“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睂⒆铀嫉娜柿x禮智圣為五行之說誤解為仁義禮智信，即時人所熟悉的五常。
那么，二十三篇《子思》是何時亡佚的、七卷本《子思子》又是何時出現(xiàn)的呢？
黃以周所說的“漢魏諸書引《子思子》語與唐馬總《意林》同，而并曰《子思》，從舊名也”這句話非常重要。漢魏時期引是書“并曰《子思》”，說明當(dāng)時二十三篇本《子思》尚未亡佚，而七卷本《子思子》亦未出現(xiàn)。因而，諸書稱《子思》并非“從舊名”，而是新名并未出現(xiàn)。
不過，至遲到南朝梁時新本已經(jīng)出現(xiàn)，而這意味著當(dāng)時舊本業(yè)已亡佚。
其一，唐代馬總《意林》題曰：“《子思子》七卷”。篇名和卷數(shù)皆與新本相合。我們知道，馬總的《意林》是根據(jù)庾仲容《子鈔》增損而成，而庾仲容為梁朝人。由此可以推斷，七卷本《子思子》在梁朝時已經(jīng)存在。至于黃以周提到的漢魏時期所引是書“與唐馬總《意林》同”，那是因?yàn)槠呔肀炯葹檩嫳�，其史料來源�?dāng)然為漢魏諸書，二者相同是不奇怪的。
其二，梁朝時另一個和此書關(guān)系極為密切的人物是沈約�！端鍟ぶ尽芬蚴显唬骸啊吨杏埂�、《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可見，沈約所見為《子思子》，即七卷新本。
關(guān)于這部七卷重輯本形成的詳情，已難考知了。我以為盡管其編者要比后來的汪×、黃以周輩見識為廣，但其輯錄方式恐怕大致相同。即不過是將《禮記》中原屬是書的《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輯出。如若有幸，或可補(bǔ)入原屬是書的其他佚文，李賢提到的《累德》篇可能就屬于這種情況，這是汪、黃二氏望塵莫及的。然后雜取《孟子》、《檀弓》、《孔叢子》等諸書而成。該本為宋濂所稱道的那段資料原出《孔叢子》，可為佐證。
這部七卷本也是短命的。如所周知，至南宋時它又告失傳，故汪×新輯本應(yīng)運(yùn)而生。
二、子思書探原
子思書的原始狀態(tài)如何？不足，不可具考。
筆者曾將子思學(xué)派文獻(xiàn)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子思所記孔子言論，包括原本《中庸》[7]、《表記》、《坊記》、《緇衣》四篇，它們屬于《論語》類文獻(xiàn)。第二類為子思的著作�！段逍小贰ⅰ短烀方宰饔谧铀�，分別代表子思早期和晚期的思想。另外，郭店簡《唐虞之道》與《窮達(dá)以時》思想較為一致（《窮達(dá)以時》為子思言論，見下文）；《忠信之道》將忠信歸結(jié)為仁義，顯然與《五行》有內(nèi)在聯(lián)系。故這兩篇很可能亦為子思言論或著作（也有可能是子思門人的著作）。第三類是各種典籍所載子思言行。這類文獻(xiàn)情況比較復(fù)雜。首先其中包括子思門人的記錄，如竹簡《魯穆公問子思》為子思與魯穆公的對話；竹簡《窮達(dá)以時》雜有孔子語，可能是子思對孔子思想的闡述。故此二篇當(dāng)為子思門人所記子思言論，性質(zhì)相同。它們的竹簡形制一樣，亦可證之。這些記錄當(dāng)然是可靠的。其次，《孟子》、《檀弓》等先秦古籍中的有關(guān)記載，其可靠性也毋庸置疑。至于秦漢以后儒書，包括《孔叢子》的有關(guān)記載，就難免久傳失真、魚目混珠了。第四類為子思門人的著作。《大�！贰ⅰ蹲鸬铝x》、《有性》、《求心》、《六德》五篇不但竹簡形制一樣，而且思想一貫，當(dāng)出自一人之手�！洞蟪！吩谩斗挥洝罚首髡咄碛谧铀�。另從思想上看，此四篇上承子思，下開孟子。故其作者當(dāng)為子思之后學(xué)、孟子之前輩。此外，世傳本《大學(xué)》亦作于子思門人。[8]那么，在這四類中，究竟哪一類原屬子思書呢？
既然在南宋之前子思書有一個從祖本到新編本再到重輯本的演變過程，所以我們討論子思書的原始狀態(tài)，應(yīng)該有一個標(biāo)準(zhǔn)。祖本最稱原始，固然是最重要的根據(jù)。新編本宜得其真，也應(yīng)該是非常重要的根據(jù)。而重輯本既為后人輯錄，已失本態(tài)，自不足為據(jù)，頂多可列為。
依照這個標(biāo)準(zhǔn)，可以肯定第一類和第二類原屬子思書。
關(guān)于第一類，首先，如上所述，此書最初稱為《中庸》，乃以首篇之名名全書，也就是說，《中庸》本為是書首篇。
其次，《隋書·音樂志》引沈約曰：“《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對于這種說法，后人多持懷疑態(tài)度，以為這幾篇不過是后人之假托。現(xiàn)在郭店竹簡的出土，證明上述記載是完全可靠的。一方面，《緇衣》就是郭店竹簡的一篇。另一方面，郭店竹簡《大�！菲囊欢挝淖钟忠娪凇斗挥洝�。從行文看，顯然是《大�！芬浴斗挥洝�，這說明《坊記》的成篇早于《大�！�。沈約之語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他將《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并稱，說明這四篇文獻(xiàn)性質(zhì)相同。二是，他明言四篇“取《子思子》”。雖然他所見到的為七卷重輯本，但其編者當(dāng)有所據(jù)。
這幾篇悉為孔子語。有些人雖然承認(rèn)這幾篇出自子思書，但認(rèn)為其中的孔子語為子思所假托。其實(shí)，對此子思子本人早已交待得很清楚：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弊铀荚唬骸俺妓洺甲嬷裕蛴H聞之者，有聞之于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無非�！弊铀荚唬骸盁o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孔叢子·公儀篇》）
這句話出自《孔叢子》，所記當(dāng)有根據(jù)。魯穆公所說的“子之書”當(dāng)然指子思書，即當(dāng)時的《中庸》。故這段文字一方面說明子思書的確包括子思所記孔子言論，另一方面說明這些孔子語當(dāng)時就被懷疑為子思假托，而子思早已予以駁斥。
另外，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敘錄》引劉×說，《緇衣》為“公孫尼子所作也”，則沈約之說又未必可靠。對此，蔣建侯指出：“按黃以周考證，《意林》所錄《子思子》有合于《表記》者一條，合于《緇衣》者一條；《太平御覽》所引《子思子》，有合于《表記》者一條；《文選注》所引《子思子》，有合于《緇衣》者二條。沈約之言，固信而有徵矣�！盵9]
關(guān)于第二類，首先，從道理上說，作為有卓越成就的思想家，子思不可能沒有自己的著作。既然如此，則不管子思本人，還是后人，不將子思著作納入史載作于子思的《中庸》四十余篇和以其名字命名的《子思》二十三篇，是不可思議的。
其次，據(jù)筆者考證，今本《中庸》大致由兩篇構(gòu)成，一篇為原本《中庸》，另一篇為子思佚篇《天命》。《禮記》編者既然兩這兩篇合編在一起，說明它們本來都出自子思書。
《緇衣》和《五行》分別屬于第一類和第二類，而在郭店簡中，此二篇竹簡型制相同。這是兩篇同出一書的顯證，也是兩類同屬一書的顯證。從這種現(xiàn)象看，在郭店簡制作的，《中庸》已編輯成書。
至于第三類和第四類是否原屬祖本或新編本，現(xiàn)在還沒有足夠的證據(jù)。但郭店簡顯示，《魯穆公問子思》的竹簡型制不同于《緇衣》和《五行》，似乎說明第三類不屬祖本。新編本是在祖本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第三類既不屬祖本，就很可能也不屬新編本。不過，如上所述，第三類已被七卷重輯本收入，則是可以肯定的。
[1]蔣伯潛:《諸子通考》第329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蔣伯潛:《諸子通考》第329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以上皆見蔣伯潛《諸子通考》329頁引.
[4]蔣伯潛:《諸子通考》第330頁.
[5]宋濂:《諸子辨》.
[6]黃以周:《子思子·序》.
[7]今本《中庸》基本上由兩部分構(gòu)成,以孔子語單獨(dú)成章的部分為本來的《中庸》,另一部分為子思的一篇佚文,姑名之曰《天命》.說詳拙著《郭店竹簡與先秦學(xué)術(shù)思想》第二卷第三篇第三章,上海出版社即刊.
[8]參見拙作《從郭店竹簡看先秦脈絡(luò)》,《光明日報》1999年4月23日.
[9]蔣伯潛:《諸子通考》第3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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