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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清初清詞點評的傳播意義
清詞評點為作者、作品增價的通常做法是將其與宋代和當代的名家、名篇相提并論，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清初清詞點評的傳播意義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宋詞傳播的途徑有詞集、傳唱、題壁(題畫、題扇)等，以前兩者為主，尤其是歌筵綺席的傳唱，這種傳播方式對宋詞的審美特質(zhì)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至清代，詞樂久已失傳，詞的傳播途徑幾乎完全依賴于詞集，一些傳唱、題壁(題畫、題扇)是極為個別的現(xiàn)象。而對于詞集而言，評點是推動它傳播的有效方式。詞學(xué)評點起于宋，然至清初才蔚然成風(fēng)，據(jù)筆者目前統(tǒng)計，已有兩百余本詞集評點本。評點是清代詞學(xué)復(fù)興的突出現(xiàn)象，可以說，評點促進了清代詞學(xué)的復(fù)興。
一、小眾讀者：詞集在評者圈中的傳播
評者是獨特的傳播者，他以“讀者”的身份接受文本，同時又作為批評者、知情者擔(dān)負著向潛在讀者傳播文本的職責(zé)。他介于作者與潛在讀者中間，三者之間形成這樣一種傳播、接受關(guān)系：作者與評者之間是文本傳播的第一階段，他們共同致力于向讀者傳播文本，評者的目的自不待言，作者同樣主動借助評者的力量達到宣傳的效果。圍繞著作者與文本，評者構(gòu)成固定的小眾讀者群，他們介入文本的創(chuàng)作，與作者雙向互動，最終以評點本形態(tài)展示出一個直觀的傳播接受過程。
這一階段的傳播屬于人際傳播，特點是：作為傳播者的作者與作為接受者的評者之間的深層傳播處于“熟人圈”中，他們彼此相識，于評點過程中密切往來和交流信息。
一部詞集的評者構(gòu)成可以分為親友、名公大卿兩類，當然兩類存在著交叉。清初詞集評本的評者大部分數(shù)十以至成百人，基本為作者相識的親友，一部評點本可以說是作者的交游錄，而評者之間并不一定全部存在交游。清文人得以通過科舉躋身仕途者畢竟屬于少數(shù)，沉淪不遇的文人多有游幕或清客的謀食生涯，他們轉(zhuǎn)游各地，通常以詩詞為贄，拜謁權(quán)貴或文士，交游中結(jié)為友朋。因而這一類文人的詞集評者又以作者的游歷被劃分為若干交游圈。因此，一部詞集的評者亦有群體之分，如丁澎《扶荔詞》、徐喈鳳《蔭綠軒詞》、王晫《峽流詞》、金烺《綺霞詞》、葉光耀《浮玉詞》等詞集中，評者群體都有百余人的規(guī)模，這一特征尤為明顯。當附帶友人評點的詞集稿本在眾位評者中傳閱時，實際為他們提供了交流的媒介，評者不僅與作者對話，相互之間也在交換著對文本的認識。評語的對話性質(zhì)有兩層含義，其一是與作者的對話，評者之間的對話，以被評稿本為文學(xué)交流的載體;其二是指向讀者，以闡釋文本來引導(dǎo)讀者對詞集的接受。前者是當代評點的獨特之處;后者在經(jīng)典評點中比較常見。
評者與作者的對話內(nèi)容豐富，大致有詞事的追憶、情感的共鳴、藝術(shù)的探討這三類。詞人所寫之事為評者所熟悉或同為參與者，評者會接續(xù)詞作者的話題補充各類信息，此類對話是評語文獻價值的主要來源。比如金烺《驀山溪·九日同王季來、呂五荀登識舟亭》一詞，何而菾評云：“秋色江光，恍然在目，是年予亦客鳩茲，惜不與同登為悵。”
何而菾雖沒有與詞人一同登覽識舟亭，但亦于同年客游鳩茲，由此引發(fā)評者與作者一同追憶當時的“秋色江光”。對話中補充了作詞的地點，也交代了評者的游蹤。
評者喜于詞后抒情寫志，與作者共鳴。以金人望《瓜廬詞》為例，集中唱酬、贈答之作頗多，其友人的評點多以對話的形式與作者同聲相應(yīng)。《金菊對芙蓉》是以詞代書，寄贈里中友朋，序中說明作詞目的：“歲暮偶過海曲，有以春聯(lián)索書者，頗得酒食，用報里中數(shù)知己。”詞中回憶往歲此際正與故園友朋賞梅，并設(shè)想此時友朋應(yīng)在賞梅而懷念自己，“憶故園數(shù)子，結(jié)伴尋梅。梅邊忍動懷人句，應(yīng)念我、久客燕臺”。結(jié)句則設(shè)想這首詞寄與友朋閱讀時，他們定會為詞中趣事“笑口齊開”。這首詞由垂荷評點，垂荷不詳其人，據(jù)其評語推斷應(yīng)是金人望所云“里中數(shù)知己”之一。他的評語為：“正動觀梅之興，忽來戛玉之章。及呼同人齊開笑齒，先生何料事之神也?”
由評語可知，這首詞寄與垂荷，評語則作于其收到詞作之時，寫得非常生動，極具現(xiàn)場感。有時，評者并不一定是詞作指向的對象，僅出于有所感觸而與作者交流。如吳啟思評李漁一組惜春的《減字木蘭花》詞，云：“四闋如燕語鶯啼。所謂汝正傷春，我又悲秋耳。”
詞作惜春，評者悲秋，評者只是借評語告知作者當下的心緒，起到交流情感的作用，聯(lián)系其間的或是對時光的感觸。
評者與作者的對話中還包括對詞作藝術(shù)的探討，主要分為對詞作藝術(shù)性的驚嘆和對原詞的修改意見。
前者如曹貞吉《御街行·和阮亭贈雁》一詞，王士禛評曰：“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tài)?”又如徐如蕙《眼兒媚·畫松》一詞，芳叢評云：“標題東坡句好，子美詩佳，此詞不知好否、佳否?吾妹試反而自問。”
對詞作的修改意見一般都指向用詞遣句、音韻格律等層面，僅出現(xiàn)于稿本評語中。
有時詞集評本中每首詞的評者不止一人，評者之間也會發(fā)生對話，這種情況也不少見。比如曹貞吉《珂雪詞》每首詞都有數(shù)位評者的評語，最多時竟達八位。評者之間的對話側(cè)重于討論詞作的藝術(shù)。如《爪茉莉·本意，和蛟門用宗梅岑韻》一詞，彭孫遹評曰：“詠物詩詞，貴在取意不取象，寫神不寫形，如此結(jié)語，妙在形象之表。”陳維崧評曰：“后段四十二字，無一字說茉莉，卻無一字不是茉莉。正詞家三昧也。羨門言是。”
這種對話雖然有所重復(fù)，但多方的確認表明了詞人的某種特色與成就獲得了公認，而非一家之言。
評者與作者、評者之間對話式的評語，很明顯旨在加強親友間的交游，而非指向詞集刊刻的宣傳，后者體現(xiàn)為評者從批評者的角度評論詞人詞作，以指引讀者接受。詞集稿本在評者群體中傳閱、品評是獨特的傳播過程，以其內(nèi)向性將作者與眾多評者凝聚為群體，而評語亦作為詞作內(nèi)在的延伸，與原作融合為整體。
二、評者對詞集的宣傳
評者同時又作為傳播者，面向大眾傳播，旨在向潛在的、未知的讀者推廣作者與詞集。評語的傳播特征外在的表現(xiàn)是它的宣傳色彩，類似于現(xiàn)今的廣告效果;內(nèi)在的則是以對文本的解讀，促進、引導(dǎo)讀者對文本的積極接受。
評點的宣傳性與文本的兩個功利目的密切相關(guān)：作者立言不朽的愿望和文本的商業(yè)盈利目的。傳統(tǒng)雅文學(xué)通常更傾向于或僅具備前一動機，與通俗文學(xué)濃厚的商業(yè)營利色彩有所區(qū)別。文傳則名傳,對傳文的認識激發(fā)了作者、傳者刻印文集的熱情。立言不朽必須借助言得以傳播為前提。自宋以來，人們已充分認識到傳言以不朽，宋代也成為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因此，刊刻別集或編刻書籍以實現(xiàn)立言不朽，成為宋以來歷代文士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標。
清代詞集的刊刻主要是出于立言不朽的目的，文士希冀能刻集傳世，即使生前未能實現(xiàn)，后人、友人也會努力達成其遺愿。尤侗為其早逝友人湯傳楹刻集《湘中草》(為詩文詞全集)，其跋云：“吾友雖歿，幸有后死者在。詩與文已定矣，可以傳矣。世之作而無述，述而無傳者何限?若予年齒既久，筆墨遂多，其傳不傳固未可知，求其相知定我文如卿謀者，已不可得。古人所以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即道出為友人刻集是傳其名，并憂慮己文的傳與不傳。陳玉璂自責(zé)“麗農(nóng)稿在而惜尚未刻，同人均有責(zé)矣”。蓋因立言、傳言是文士的使命，且亦成為其親友的職責(zé)。
詩文詞集的商業(yè)盈利性在立言不朽的宏偉精神的對照之下，很少被研究者注意，其實就詞集刊刻而言，它在清代詞學(xué)復(fù)興的背景中是一項獲利頗豐的商業(yè)投資。李漁是清初戲曲、小說大家，同時為名副其實的書商，其經(jīng)營的冀圣堂、芥子園是清初著名的書坊。
書坊盈利是李漁重要的經(jīng)濟來源之一。清代詞學(xué)大振，僅順康兩朝，詞人與詞作數(shù)量已超越前代之總和。
創(chuàng)作興盛的背后必然是以讀者市場的繁榮為支撐，李漁以商人的敏銳眼光，洞察出詞集刊刻的盈利空間，他及時刊刻詞集《名詞選勝》、《耐歌詞》與詞話《窺詞管見》。與正統(tǒng)文人不同，李漁是一位世俗型文人，他在《名詞選勝》序言中喜不自禁地講述刊刻詞集是如何的獲利，序云：“十年以來，名稿山積，繕本川流，坊賈之捷于居奇者，欲以陶朱、猗頓之合謀，舉而屬諸湖上笠翁一人之手。”
由此，評者的評點具有了明確的目的性：推譽作者、作品，以傳其名，以廣其利。為增強評點的宣傳效果，一部詞集邀請眾多親友品評，以群體的稱贊壯大聲勢。同時作者、編選者更傾向于邀請名流評點，因為評者若具有一定權(quán)威性，他的延譽、推褒比普通評者更有利于作者的成名和作品的流傳。在傳播學(xué)中，傳播者的權(quán)威性是具有使受眾相信、聽從的力量、威望和地位的特質(zhì)。通常，傳播者愈有權(quán)威性，其傳播的影響力就愈大，受眾就愈信從。一些詞集評者數(shù)十成百人，而評者是否于卷首署名則視其于文壇、詞壇的名望，與評者是否為主評者并無必然關(guān)系。比如沈朝初《洪崖詞》附于《不遮山閣詩抄》，該本題“新城王阮亭先生鑒定”，但詞集部分王士禛并沒有參評。又如汪灝《披云閣詞》，題“新定毛會侯先生點閱”，而實際評者共65人，毛際可評語僅8則。作者、編刻者的這一做法是運用名人效應(yīng)的營銷策略，所謂“開卷即睹雷名，與作玄晏無異也”。
皇甫謐，號玄晏，為左思《三都賦》作序，從而左賦為世所重，因此“玄晏”用為待人題品延譽的典故。
清詞評點為作者、作品增價的通常做法是將其與宋代和當代的名家、名篇相提并論，或稱贊其在某方面超越前人、時人。清詞在創(chuàng)作與理論方面較宋詞有眾多突破，這使清人評詞充滿了自信，唐宋詞在清人眼中并不是不可超越的絕作，他們樂于在評語中推尊今詞，稱頌詞作在用詞遣句、構(gòu)思情感、章法技法等等方面媲美，甚至超越了唐宋名家。這是否僅僅是評點的“標榜聲氣”?有一些被評者認為“直追淮海”、“奪溫韋之席”等等的詞作，實際水平的確名不副實。而有一些詞作，其感發(fā)力量與藝術(shù)性堪與唐宋名家名篇相比，更有超越之處。比如龔鼎孳《菩薩蠻·七夕飲慈仁寺松下》一詞，紀映鐘嘆曰：“古直蒼涼，令我淚如鉛水。后半闋末二語又何其溫細乃爾耶?固當合學(xué)士、屯田為一人耳。”
王士禛《塞翁吟·和清真韻》一詞，鄒祗謨認為：“清真有其妍宛而無其清艷，夢窗有其瑰琢而無其流麗。作僻調(diào)具如此風(fēng)致，兩宋好手，恐當避地三舍。”
這兩首詞的藝術(shù)性都很高，對原唱有所超越，評者所論并非浮夸。以周邦彥《塞翁吟》與王士禛和作為例，王士禛和詞雖寫艷詞，然以“人靜悄”、“冰綃”、“芭蕉初碧”、“夢中”、“秭歸“、“東風(fēng)”等一系列清、空的意象，營造出清艷的效果，不同于原唱單純的妍麗。評者認為“清真有其妍宛而無其清艷”的贊譽應(yīng)該說名至實歸。
清人的評說是在努力塑造清詞的經(jīng)典，然而這一努力成效甚微，現(xiàn)今被認作經(jīng)典的仍主要是宋詞，今人眼中的清詞經(jīng)典名篇屈指可數(shù)，而清詞的數(shù)量與名家遠遠多于宋詞。這是因為經(jīng)典之所為經(jīng)典，首先在于它的創(chuàng)造性，后人以此為范作而摹習(xí)，雖惟妙惟肖，或有所超越，都難以有足夠的創(chuàng)新力打破原作成為新典。清詞經(jīng)典化的難度較大。另一方面，清人將唐宋詞經(jīng)典化，而清以后，詞失卻了創(chuàng)作的環(huán)境，清詞經(jīng)典化的過程被迫中斷。從清人的評說中披沙揀金，接續(xù)清詞的經(jīng)典化過程，對于今人來說，是完善文學(xué)史的一項任務(wù)。一些融唐宋名家所長而去其短的詞作，尤為值得注意。清詞的經(jīng)典化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今人的詞選，而選詞完全可以借鑒這些評語。評者大多為深諳填詞三昧的詞人，他們的鑒賞眼光通常情況下比今人敏銳和高明。
三、評者宣傳的困境
評者宣傳的出發(fā)點是抬高詞人、詞作的聲價。當然很多詞人、詞作不愧于這樣的評價，也不可否認，同時存在不少過度拔高、名不副實的現(xiàn)象。另外，評者對詞作藝術(shù)的稱贊雖符合其實際，但評語內(nèi)容、方式形成一定套路，滿篇陳陳相因的話語難免有應(yīng)酬之嫌，亦會令人生厭，造成相似評語數(shù)量的過度使其走向宣傳目的的反面。
四庫館臣即極為反對當代評點，對明末清初評點的過度宣傳造成的反感。其論《珂雪詞》的評點云：“舊本每調(diào)之末必列王士禛、彭孫遹、張潮、李良年、曹勛、陳維崧等評語，實沿明季文社陋習(xí)，最可厭憎。今悉刪除，以清耳目。”
論《十五家詞》云：“并錄其同時人評點……雖標榜聲氣，尚沿明末積習(xí)，而一時倚聲佳制，實略備于此。存之可以見國初諸人文采風(fēng)流之盛。至于每篇之末，必附以評語，有類選刻時文，殊為惡道。今并刪除，不使穢亂簡牘焉。”
其實《珂雪詞》與《國朝名家詩余》的評語大多出自詞學(xué)名家，評點精妙，有很高的詞學(xué)理論價值。從上述批評來看，四庫館臣批判的是當代評點“標榜聲氣”的濃厚的宣傳色彩。
吳承學(xué)先生《<四庫全書>與評點之學(xué)》一文認為四庫館臣對評點的批判是立場與判斷，而缺少學(xué)理分析，“《總目》所反映出來的立場,代表了主流意識形態(tài)與官方文化反對時俗、流行大眾文化以及對于功利色彩太強的文化形式的鄙夷,另一方面也表現(xiàn)出清人對于明代尤其是晚明文風(fēng)與士風(fēng)的蔑視”。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宋人評點、經(jīng)典評點的態(tài)度要緩和得多，而批判主要指向明人評點尤其是當代評點，后者旨在宣傳的強烈功利性不會容于志趣高古、屑意流俗的鴻儒高士。
因此，過度宣傳造成的效果將適得其反，不唯鴻儒高士，大眾文人亦難以接受，為此，評點還須遵循傳播的可信性原則。可信性是指受眾對傳播者相信、認可的感覺和程度。在傳播過程中，傳播者愈是讓人覺得可信，人們也就愈容易按照他的信息意向發(fā)生變化。評者是獨特的傳播者，他介于作者與讀者之間，既需體察作者之意，又需指引讀者之接受，其稱頌語需取得兩方的信任。對宣傳性與可信性兩者度的把握造成評者的困境。
明末清初，為友朋文集作評點幾成交游禮節(jié)，一些文人不堪其苦，宣布絕筆不為評點。呂留良《客座私告》有“三畏九不能”，其四不能曰：“批評朋友著作。性不善諛而時尚所宗。未展卷幟先須料簡諛詞，又須揣合其意，如曰：‘惟公不好諛者’乃佳。其苦甚于夏畦……凡此三畏九不能，友朋間有知其大半者，有知共一二者，有全不知者，但一不知而觸焉，必因之得罪矣。故不敢不布。”
不為友朋著作評點被視為不友好的行為，故呂留良向友朋宣告不為評點的原因以免罪人。他認為評點在逾揚作者、作品的同時又需揣合作者之意，不至于令其看出有意的“諛詞”。評語的宣傳性與他“性不善諛”的本性不符，故難為評點。傅占衡不為評點亦是因難以把握“諂”與“直”的度，他作有《六戒》，有“戒批詩文”條，云：“汝妄批時賢詩古文，諂過取憎，直過取怨，曾不相勉學(xué)問。且以一帙當飲食，征逐甚無益也。且汝胸非水鑒，譬之堂下人乎，視聽過力，徒加聵聲。非汝任也。敬謝不敏為妥。”
傅占衡體會到為友朋作評點“諂過取憎，直過取怨”，于學(xué)問卻無益處。呂留良與傅占衡所言評點之難都指向作者。的確，當代評點根本目的是輔助作者傳播作品，即使是面向讀者的闡釋，背后也是為作者出力。
評點實非易事，清代詞學(xué)評點大盛，可以推斷好的評點仍然占多數(shù)，這種批評方式受到大眾的歡迎，亦達到很好的宣傳效果。李漁在邀請方文評點《閑情偶寄》的書信中，論述如何成就好的評點，書云：“閱詩評文，良非易事。看得出、批得當，即是棒喝作者處，不特涂鉛抹黛，飾混沌以蛾眉，代掩世人耳目已也。拙著中評語頗多，某最服膺老父臺之千金一字。蓋以點鐵手點睛，不必盡是真龍，抑或僥幸飛去，未可知也。況復(fù)古雅遒勁，真不愧當代詞宗。”
好的評點集宣傳性、可信性與可讀性為一體。在傳播可信性原則的制約下，評點的宣傳功能必須符合作品的實際藝術(shù)水平，才能獲得作者與讀者的認可，推動作品的傳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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