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俠情角度分析《史記·游俠列傳》
民間秩序的維護不同于儒家禮教的文化秩序，二者產(chǎn)生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史記·游俠列傳》俠情特質(zhì)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查看。
《游俠列傳》一篇于《史記》各傳中超拔醒目，被稱為“太史公最有斟酌用意文字”。本文特別拈出“俠情”一詞以分析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中對游俠所賦予的情感及其意義向度。此處的“俠情”非為現(xiàn)代武俠小說中所謂的俠者的個人私情，而是指激越而又往復跌宕的情感樣式周旋較量在“俠”與“儒”之間，沖擊成“俠”與“游”的緊密結合，最終達到太史公辨別是非、褒貶人事的深厚目的。
從俠情角度分析《游俠列傳》，對于理解《史記》的游俠精神和中國俠文化精神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游俠之“義”———俠情呈現(xiàn)的突破點
《史記》不是帝王將相的功勞簿，而是由無數(shù)面形各異、身份地位迥然不同的人共同演繹而成的中華歷史畫卷�！妒酚�·游俠列傳》一開始就明確表達出游俠于以往歷史記述中被缺漏的憾恨:“古布衣之下，靡得而聞已”，“儒墨皆排摒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不僅如此，游俠在現(xiàn)實語境中還遭到誤解和不公正的待遇:“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因此，司馬遷要為游俠“正名”。自韓非“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之論出，“俠”似乎就被定了性———以武犯禁，與“暴豪之徒”的仗勢欺人、倚強凌弱混為一談，被認為僅有匹夫之勇。司馬遷為正游俠之名便從儒家的根本二字“仁義”講起，以“義”作為呈現(xiàn)俠情的突破點。
檢閱《游俠列傳》全篇，一個“義”字反復出現(xiàn)，前后共有9次。何為“義”?《論語·陽貨》載:“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孔子認為君子小人皆有勇，唯有“義”是衡量他們是否作亂為盜的標準。孔孟儒學推崇仁義禮智信，將“義”放在與“仁”同等的地位，那種不屈服于強權的威逼，為弱小者、為貧窮者、為無助者作抗爭的行為就是“義”，其內(nèi)里也符合儒家所說的偉大的同情之心，即“仁愛”。與暴豪之徒的勇武相比，俠是感念他人不幸遭遇并給予行動上的扶持。朱家本身“家無余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車句牛”，卻愿意鼎力助人脫離困境，急人之難，赴士之厄，“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救人之后，功成而弗居，其“所藏活豪士以百數(shù)，其余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另一位以任俠聞名的劇孟，其行為也“大類”朱家，死后竟然“家無余十金之財”。如此有情有義之“俠”怎能等同于比周的“朋黨宗強”、侵凌孤弱的“暴豪之徒”呢?正如《太史公自序》中談到的作《游俠列傳》的主旨:“救人于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游俠列傳》中的“義”此時可等同于原始儒家所講的“仁義”，那就是對他人抱有的深刻同情，是在他人危難時施以救助的援手。“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虞舜、伊尹、孔子等圣賢仁人尚且不能躲避，更何況才智平凡之人。再加上遭逢亂世，其悲慘境遇又待與何人去說?人生中的困境是即便圣人也會遇到的必然，能有于此時赴湯蹈火、解人于危難者就是俠。俠之“義”如同“己饑己溺”的儒家情懷，道出了司馬遷對人遭逢現(xiàn)實困境時的那種熱切期盼�！妒酚浽u林》引陳仁子曰:“游俠之名，蓋起于后之世無道德之士耳。夫游者，行也。俠者，持也。
輕生高氣，排難解紛，較諸古者道德之士，不動聲色，消天下之大變者，相去固萬萬。而君子諒之，亦曰其所遭者然耳。律其所為，雖未必盡合于義，然使當時而無斯人，則袖手于焚溺之沖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亦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遷之傳此，其亦感于蠶室之禍乎?”
俠的出現(xiàn)給冰冷的現(xiàn)實送來了溫暖，在一定程度上解脫了無所逃于天地間的苦難之痛切，拯救了天道不公時的人心傾頹，給世間帶來了正義和公平的希望�？梢哉f，俠情中的“義”負載著司馬遷慘遭蠶室之禍、隱忍就辱時的低回悲嘆，是司馬遷對苦苦追索的“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現(xiàn)實回答。
《游俠列傳》為“犯禁之俠”正名，俠情激蕩，但司馬遷筆下的游俠之“義”已然超越了儒家的“仁義”，其“義”的維度已被設置在一個更加雄渾壯觀的歷史長河中。在《游俠列傳》開篇，司馬遷就大膽地質(zhì)疑甚至消解了儒家“仁義”觀念所依靠的背景。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丑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司馬遷巧借“鄙人有言”和莊子之言大膽地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道德價值判斷。所謂“仁義”，在司馬遷看來，是“久孤于世”的“咫尺之見”，含有竊國大盜就為侯、就存有仁義的虛假性。他所尋找的“義”是一種原本存蓄在中國文化精神中的最可寶貴的大無畏精神，“游俠”則是當日時下這種精神的承擔者和踐行者。司馬遷通過《游俠列傳》的書寫達到以此沖破各種束縛、完成對民族心靈培育的目的。
二、借儒形俠———俠情的敘述方式
司馬遷沒有將“游俠”之“義”局限在儒家的定義框架之下，而是跳脫出來，采用了獨特的呈現(xiàn)俠情的敘述方式———“借儒形俠”。的確，司馬遷在書寫《游俠列傳》時，筆墨出入于儒和俠之間，并且在儒俠相提時常常“比權量力”，斟酌下語。列傳伊始就引韓非子言“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以明儒、俠于其時都受到指斥;但在漢代的社會政治語境中，二者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學士多稱于世云”，儒者可以通過緣飾儒術求取功名;而俠者卻為儒家、墨家等排擯不載，地位卑下、聲名不顯。司馬遷提出的恂恂儒者原憲、季次等，一方面具有令人肯定和同情的“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行為，另一方面也贏得了“死后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的身后名。兩相對比，反襯出游俠生前修行砥名、死后卻寂寞無聞的處境。“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此處司馬遷毫不隱晦地表達出對游俠的偏愛，對儒、俠予以衡量的天平自然有了傾斜。南宋的劉辰翁認為:“叩其意本不取季次、原憲等，蓋言其有何功業(yè)而志之不倦，卻借他說游俠之所為，有過之者而不見稱，特其語厚而意深也。”
已然察覺到了司馬遷的情感傾向。在《游俠列傳》的儒家隊伍中，不僅有拘學“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的自保者，更有“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者。后一類一旦與“布衣之徒”、“閭巷之俠”、“匹夫之俠”的專趨人之急、赴人厄困相逢、與俠者的不矜攻伐廉潔退讓相比，則“不同日而論矣”。文章雖然沒有直接寫出這類儒者的虛偽丑態(tài)，但從最后導致郭解之死的公孫弘朝議便可看出司馬遷對他們的不滿。當“吏奏解無罪”時，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眥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于解殺之。當大逆無道。”正是這番貌似堂皇的議論，導致郭解喪命及遭滅族的悲慘結局。“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的公孫弘無疑是充當了龐大統(tǒng)治機器的維護者和發(fā)言人，其進言深合皇帝之意。郭解雖未直接殺人，但統(tǒng)治者認定他已經(jīng)發(fā)展到借聲名威望就能一呼百應、應者影從、甘愿獻身的地步，這種強大而無形的民間力量已直接威脅到了專制集權政體對百姓的統(tǒng)治。“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柄，其罪已不容于誅矣。”
在傳統(tǒng)的史家眼中，匹夫小民般的游俠無論如何也不能握有生殺之權，一旦他們成長為立于皇權統(tǒng)治之旁的勢力，成為可能威脅政權的存在時，則必定要除之而后快，只有“殺無赦”才能斬斷這種逸出于政體之外的力量。
《游俠列傳》對郭解人生經(jīng)歷和悲慘結局的大書特書正是“借儒形俠”的明顯表現(xiàn)�！队蝹b列傳》總共2400多字，真正開始進入人物傳寫的有1500多字，其中除去對朱家、田仲、劇孟等的片段式記述，對郭解的記敘就達1000多字。很明顯，郭解是理解《游俠列傳》的關鍵性人物。他“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shù)”，少年時的郭解不是在儒家謙恭卑微、溫文爾雅的禮教訓導中成長的，對此司馬遷也沒有為尊者諱，如實敘寫而已，但其背后藏有深意。長大后的郭解突然收心改性、重新為人了�；嵴邔λ谅裏o禮，郭釋之為“吾德之不修也，彼何罪”，而且為其免去“踐更”，以德報怨;自己姐姐的兒子在與他人沖突時被殺，郭解竟沒有像少時那樣“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地快意恩仇，而是調(diào)查了解事情經(jīng)過、明白是非曲直后承認“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并且“去其賊，罪其姊子”，主持公平與公正，大義滅親。郭解居間調(diào)停洛陽兩家相仇者，功成后卻于深夜悄然離去，不使人知，不矜功自傲。郭解行為舉止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郭解在他鄉(xiāng)“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后乃敢嘗酒食”。郭解種種行為幾乎達到了“為人謀”要“忠”、“與朋友交”要“信”的儒家為人原則。即使郭解在被追殺的流亡途中，也是“所過輒告主人家”，光明磊落，坦坦蕩蕩。以上種種，如果放在儒家禮教范圍內(nèi)去要求一個“君子”、“賢人”，我們不會覺得詫異;但“忠”、“信”、“勇”、“義”、“直”卻在一個從未接受過儒家思想規(guī)訓的郭解身上得到了體現(xiàn)，這就不禁令人深思了。究其因，在于司馬遷對郭解———“游俠”身份的價值確定上。班固曾不滿地說司馬遷是在“退處士而進奸雄”。司馬遷的確在“進”和“退”，但“退”的是儒之不堪、或獨善其身僅抱咫尺之義，“進”的是俠之高蹈、古直純樸。儒之種種不堪表達的是司馬遷對現(xiàn)實虛偽的反思，而俠之高蹈則是司馬遷對激昂俠風的向往，推而廣之就是對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游俠”品質(zhì)的塑造。而這種精神也是淵源有自，我們可以回到“儒”、“俠”文化的分蘗處來看。
關于“俠”的來源，各家觀點不太一致。有認為“俠”出于儒者。也有說“俠”發(fā)源于戰(zhàn)國時期的墨家，如魯迅言“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聞一多說“墨家失敗了，一氣憤，自由行動起來。產(chǎn)生所謂游俠了”。還有如郭沫若認為的游俠源于商賈:所謂任俠之士，大抵是出身于商賈，商賈而唯利是圖的便成為市儈奸猾，商賈而富有正義感的便成為任俠。
比較融通的看法是余英時的“俠”與“士”的譜系說:俠只有社會譜系可說，其直接系統(tǒng)出自武士階層，而武士則又由古代文武兼包之士分化而來。漆雕氏之儒和“赴火蹈刃”的墨者都不過是古代文武兼包之士之蛻化未純者，因此和俠有幾分表面上的相似。
余英時先生在此認為，春秋時期“士”的階層進行著文武分化。有的“士”閑時耕田，忙時則參與作戰(zhàn)，保留原有的習武身份，最終發(fā)展為具有尚武、尚勇行為特征的武士，如孔門弟子中非常英勇的子路。“俠”也就在“士”階層文武分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并且具有最高的武士道德水準。同時，“士”階層的文武分化所形成的另一支則專門從文，“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他們打破了貴族階層壟斷知識的局面，掌握知識，學習“王官之學”(禮樂文化)，以恢復三代之學為己任，“儒”便是其中一類。“俠”和“儒”在后世的發(fā)展中也就逐漸成為具有不同文化特征和價值追求的兩類人。
戰(zhàn)國至漢，“俠”已成為令統(tǒng)治者不可小覷的力量。韓非子的《五蠹》曾說“帶劍者，聚徒屬，立節(jié)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班固說他們“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于誅矣”。東漢荀悅則認為“游俠之本生于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為盜賊也”。他們雖然承認游俠這類人沖州撞府、救人危難的節(jié)操品質(zhì)，但更擔心在各修其業(yè)的四民之外駢生出的游俠“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于世者”，成為擾亂社會統(tǒng)治秩序的“德之賊”。
漢初高惠文帝之時，統(tǒng)治者對勢力強大的游俠尚未采取強大的打擊措施，多半因為劉邦本身就是提三尺劍、以布衣之身取得的天下，他所依靠的是一些游民、游士等身份的人:“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云起龍襄，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
這些人后來就成了為他出謀劃策的智囊、斬將搴旗的武將。至漢景帝時，統(tǒng)治者任用郅都等一批酷吏，對豪俠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誅殺:“(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瞷氏首惡，馀皆股栗”。郭解的.父親也“以任俠，孝文時誅死”。
漢武帝朝任用酷吏充當耳目和爪牙。這些人應和上意，行見知故縱之法，致使大臣們噤聲不敢言，人人惶恐自危。郭解之被殺正是武帝禁網(wǎng)嚴密的表現(xiàn)。同時，武帝聽從主父偃的建議，遷徙富人豪強于茂陵，茂陵成為豪強的又一生長地。茂陵秦氏殺原涉季父，谷口豪杰又為原涉殺茂陵秦氏，“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jié)者皆歸慕之”。游俠的活動延續(xù)到武帝時，基本上一直是沸騰不安的。
隨著皇權的集中，禁網(wǎng)的嚴密，對游俠的管制和打擊也逐漸強硬起來。
相較于俠一路而來的被管制、被打擊，儒的發(fā)展歷程就平順得多。自周公制禮作樂以來，禮教經(jīng)孔子集成傳至漢代已近千年，先前百家騰涌、活躍鮮明的思想環(huán)境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一統(tǒng)下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叔孫通為漢高祖立朝儀，使原本“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的群臣知曉了臣卑君尊的等級秩序，使布衣天子驚呼“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武帝重臣公孫弘從不敢面折廷爭，喪失了先秦儒家“諫諍”的傳統(tǒng)。漢代的儒家服務于大一統(tǒng)帝國，依附于皇權，失去了原有活潑獨立的個體意識。而言行果斷勇敢，赴人厄困不愛其軀，“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游俠與專制集權之間形成了一種力量上的無形角逐。對這種矛盾的緊張較量狀態(tài)司馬遷不但沒有進行紓解，反而以述作本身進行了頌贊，他肯定“俠”這類人的存在，凸顯他們的個體價值，從而寄予自己的理想。《游俠列傳》在黑夜如磐的天幕下，彷如一盞反抗專制、批判黑暗現(xiàn)實的明燈。
三、“游”———俠情的最終指向
《游俠列傳》“俠情”之最終指向就是“游俠”中的“游”，表達了司馬遷對游俠作為個體與天下大勢發(fā)生矛盾沖突后的思考。
“游”字本身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架構中蘊含著豐富的人文氣息�？鬃釉凇墩撜Z·述而》中有“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之語，要求學生立志在道，根據(jù)在德，憑依于仁，能“游”于藝，即嫻熟地掌握禮樂射御書數(shù)六藝，最終得到學習的自由和愉快。莊子“逍遙游”，講的是個體精神沖破各種客觀的限制，游于天地之間，與天地精神相往來。這些“游”的思想源泉，都處在中華文化的形成時期，其構件都是生動活潑的。孔孟莊子時代他們很愿意“游”，很在乎“游”的狀態(tài)。在專制的文化態(tài)勢形成前，“游”有實踐的空間。到了戰(zhàn)國時期，天下大亂、諸侯紛爭，游士在動蕩中尋求活法，憑借口才之厲、馳騁辯辭、游說天下，此時的“俠”常接受有權有錢者的招致，周游各國，如孟嘗君招六萬多家任俠者，蓄養(yǎng)死士。至秦孝公時不喜歡人們游，他啟用商鞅，“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連逃亡中的商鞅也被擋在“商君之法，無驗者坐之”的規(guī)定之下。到了漢代，中國歷史上第二個統(tǒng)治嚴密的王朝出現(xiàn)了。在嚴酷的專制統(tǒng)治中，“游”儼然成為司馬遷心頭的一種理想。他期盼著嚴苛的政治體制中有一種力量出現(xiàn)，能在社會的夾縫和專制的刀光劍影中左沖右殺�！妒酚�·索隱》對“游俠”這樣解釋:“游俠，謂輕死重氣，如荊軻、豫讓之輩也。游，從也，行也。俠，挾也，持也。言能相從游行挾持之事。”
從游士到游俠，從游走于諸侯國到游離于統(tǒng)治秩序之外獨立生存，“游”的主體身份、行走方式都發(fā)生了轉(zhuǎn)換，不再唯統(tǒng)治權勢的馬首是瞻。游俠階層的存在，構造出不同于現(xiàn)行體制的另外一種社會格局。朱家、劇孟、郭解等不從屬于任何一個利益集團，他們以個體的身份穿梭游走在底層社會，構成了一個非儒非墨非商、亦非主流非官方的一類人。在他們身上，種種品德令人嘆賞，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赴人厄困、存亡死生、功成而弗居。他們的聲名傳播四方，在當時當?shù)囟籍a(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和他們交游的人越來越多。
與高祖同時的朱家是魯人，“魯人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自關以東，莫不延頸愿交焉”;景帝時的劇孟住在洛陽，“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得一劇孟則“得一敵國”，其母親去世時，從遠方來送葬的人有千乘之多;郭解勢力影響更大，那些敬仰他的里中少年可為他以軀報仇，為他效勞，還“不使知也”。這些游俠及其帶動起來凝聚在他們周圍的人已經(jīng)構成了對統(tǒng)治者的威脅力量。臥榻旁豈容他人酣睡?司馬遷深知“游”之“俠”、“俠”之“游”，必定因為游離于現(xiàn)行社會秩序之外而遭到制度的壓榨和摧殘，一個高度集權專制的政體中，如何能允許他們的存在?《游俠列傳》篇尾“吁戲，惜哉”四字上就凝結著對郭解的無限痛惜之情，因為“游俠”是司馬遷被壓抑著的理想及希望的閃耀。
“游”作為俠情的最終指向，其思想來源可以歸結到司馬遷的“平民”精神。李長之先生在《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中曾說:“司馬遷雖因為儒家的教育之故，講縉紳先生的趣味，講雅，可是他骨子里的精神是平民的。”
唯具有“平民”精神的人才可以對皇帝盡嘲諷之能事，對惺惺作態(tài)的官僚行揶揄之言。
俠的精神之所以能在民間扎根，因為民間是其精神的沃土。一旦自由、正義受到了限制和戕害，俠的反抗精神就會委曲在民間大眾的心靈上生存，他們所生活的空間就是“民間”，即后人常說的“江湖”。
民間秩序的維護不同于儒家禮教的文化秩序，二者產(chǎn)生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央專制集權的大背景下，“游俠”和“士人”成為兩種文化秩序的代表，一個游離于傳統(tǒng)的文化秩序之外，救人之難，不愛其軀;一個因依附王權而進退皆憂�！妒酚洝分杏泻糜蝹b的汲黯、有“為氣任俠”的季布和欒布，他們都沒有被寫進《游俠列傳》，就因為他們已經(jīng)進入了統(tǒng)治階層。所以司馬遷的“游俠”的“游”不僅是陳仁子所說的“游者，行也”在地理空間上的游走，更包含了作為一種力量游離于儒家倫理秩序以外的意思。
要說明的是，司馬遷在對游俠與刺客的情感趨向上還是有所不同的。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就司馬遷而言，既然將游俠與刺客分列二傳，游俠與其所養(yǎng)之客不能是二而一的概念應該是清楚的。”
俠以暴易暴，行的是正義之舉，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刺客主要是感知遇之恩�！洞炭土袀鳌分袑懥宋鍌�刺客曹沫、專諸、豫讓、聶政和荊軻。除了荊軻刺秦王外，其他幾人如曹沫劫持了齊桓公、專諸刺王僚、豫讓刺趙襄子、聶政刺韓相俠累等，主要糾結在個人恩怨上，在境界、眼光、氣魄、產(chǎn)生的社會效應上與游俠都有不同。俠重的是正義，刺客是受人之恩，一諾千金。游俠與刺客在義的大小高下上有所區(qū)別，在用情上亦也不同。俠情有社會擔當，帶有普遍的社會價值和理想追求;刺客亦有情，但更多的是感恩圖報。游俠甘冒天下之大不韙，體現(xiàn)的是崇高、偉岸、壯烈，有普適性、開放性;而刺客鋌而走險、意氣用事，將自己淪為他人實現(xiàn)某種不可告人目的的工具，其行為和后果取決于施動者的動機，成功與否不得而知，其情有偏狹性、封閉性、保守性。刺客是勇敢的，富有冒險精神。荊軻刺秦壯懷激烈，令百代后世都為荊軻掬同情之淚;但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看，荊柯刺秦又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因為華夏民族不能再像戰(zhàn)國時候那樣混亂割據(jù)，數(shù)千年的文明需要在統(tǒng)一中求得發(fā)展，因而司馬遷對荊軻等既懷深情又有節(jié)制和保留。
《游俠列傳》是中國史書上的空谷絕響，后代史家沒有再寫出類似的游俠傳了。雖然后有班固的《漢書·游俠傳》，美其名曰“游俠”，但實際上已是游俠的變質(zhì)———豪俠了，萬章、樓戶、陳遵、原涉等與司馬遷所推崇的“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的游俠已不可同日而語，屬于“向者朱家之羞”的“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豪俠之倫，是封建諸侯和地方豪強壯大自己所借助的一股力量。錢穆先生說:“太史公又寫了《游俠列傳》，為什么后來人不寫了，這也因在后代社會上游俠不成為一個特殊力量，卻不能怪史家不寫。”
其實，在后代社會中，依然存在“游俠”，不過其精神本質(zhì)與品格已經(jīng)不為專制皇權下的正統(tǒng)史家所肯定了，但這種“特殊力量”并未隱匿消失，它頑強執(zhí)著地扎根于民間社會，維護和追求著人間的公道。如《水滸傳》中的草莽英雄們，他們與太史公筆下的游俠漸行漸遠，一方面宣傳“替天行道”，一方面又要“忠義雙全”，占山為王，落草為寇，最后只能在逼上梁山之后又走上被朝廷招安的道路，他們的悲劇結局正是民間游俠之氣與儒家品格結合后的產(chǎn)物。而在后世文人筆下多出現(xiàn)的“仗劍去國，辭親遠游”、行俠仗義的俠客形象，實際上是對“游俠”本身所具有的自由無畏精神的文學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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