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詩禪交融現(xiàn)象形成的內(nèi)因分析
唐宋時期,詩禪相融現(xiàn)象發(fā)生的動因是多維多向的,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唐宋時期詩禪交融現(xiàn)象形成探究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查看。
面對最為繁榮的唐宋詩歌,面對唐宋時期趨于鼎盛的佛教禪宗,面對它們在歷史文化發(fā)展歷程中那些相交合的部分,總會讓人想到元好問“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的詩句。其實,這精粹詩句包含著極其復(fù)雜的內(nèi)容,牽扯了許多問題,其中最根本的問題莫過于———唐宋二代詩禪交融的動因是什么?佛教和禪宗中的什么吸引了詩人們并令他們趨之若鶩的?據(jù)此,本文不揣冒昧,擬從四個方面探討這一問題。
一、佛教本體論與詩人的超脫之途
禪宗能深入詩人內(nèi)心與其精神契合的原因,在于它是心的學(xué)問。它承襲了佛教的本體論,又改造了它的方法論。佛教認(rèn)為世界的本性為“空”,世間萬物皆是因緣和合生成,也因因緣和合而滅,都空無自性。佛教這種對現(xiàn)世世界的本體論解說,是頗能引起共鳴的,即使是在唐朝盛世,又有幾人能如愿以償快樂一生呢?李白漂泊終生,杜甫困頓一世,王維躲進了山里。“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相對于正置身其中的今日煩憂,昨日不可留的憂愁是淡薄的,但“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澆愁愁更愁”,每個人仿佛都置身于一個無邊的大澤難以解脫,而這大澤的名字即是愁苦。李白的詩句有切膚之感。宋代官場之爭甚劇,詩人們更是熱心參禪問道,與佛教過從甚密。蘇軾、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等大都具有官場受挫、黨爭失敗的經(jīng)歷,“一生做官今日被謫,覺見從前但一夢耳”(《叢林盛事》卷上,安相國語),佛教所宣揚的這種人生如夢、朝夕異世的故事真切地發(fā)生著,他們的失意和痛苦“不向佛門何處銷”?
詩人是一群痛苦的精靈,痛苦的原因是他們不能停止對生命意義的追尋、追問和追求,是操修心靈者。佛教以另一種方式解答了詩人追問的問題,不論贊同與否,都可以讓心靈稍事休憩。于是李白說“天以震雷鼓群動,佛以鴻鐘驚大夢”(《化城寺大鐘銘并序》),“宴坐寂不動,大千如毫發(fā)”(《廬山東林寺夜懷》);杜甫也說“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jiān)李賓客一百韻》),“余亦師粲可,心猶縛禪寂”(《夜聽許十一詠詩愛而有作》);王維被稱為詩佛,他“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終南別業(yè)》),徜徉于山水田園與修禪行道相融的生活之中,自然任遠,心無所縛,擺脫了很多俗世的煩憂。中晚唐以來,社會的動蕩也帶來了人們內(nèi)心的動蕩不安,加劇了內(nèi)心的苦痛感,去佛教中找寄托的詩人更多了,韋應(yīng)物、白居易、柳宗元、常建、司空圖是為代表。趙宋一代,詩人無不浸淫于佛教,籍此來滿足其追求高雅空靈精神樂趣的需要,他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東坡詩),將參禪與作詩融合,寄托對世事變幻、人生苦痛的感受,表現(xiàn)出一種禪學(xué)化的審美意趣,所謂“詩風(fēng)慕禪”。蘇軾的詩賦正是由于注入了禪的意境和意趣,而在自然、樸實之中又多了一份幽遠、超拔、深邃。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則善用佛典禪語入詩,“奪胎換骨”別具一格。
可見,佛教本體論,在某種程度可以起到安頓心靈、慰藉精神,帶來思想依托的作用,詩人的敏感之心最需要療救。于是詩人多向佛。
二、禪宗方法論與詩人的閑適追求
佛教的本體論思想已經(jīng)建立了完備的體系,禪宗無從發(fā)揮,也不必發(fā)揮,便在修行方法上作了突破。禪宗尤其南宗不再否定惹人煩惱的塵世,主張“即心即佛”,修行不必外求,外求和他求都是“騎牛覓牛”,南轅北轍。《五燈會元》中記有很多公案,來宣解這一思想。卷第五《石頭希遷禪師》記曰:上堂:“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眾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dāng)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凈,湛然圓滿,凡圣齊同,應(yīng)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xiàn),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1](P255-256)卷第三《百丈懷海禪師》記有這樣一段問答: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舍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觀,如云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凈情盡,對五欲八風(fēng)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為道人。
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舍一法,名為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凈、有為無為、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系,名為佛慧。是非好丑,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系縛,處處自在,名為初發(fā)心菩薩,便登佛地。”[1](P133-134)禪宗這種“歇諸緣,休息萬事”“道不用修,只莫污染”的修行方式對很難走出情感家門的詩人有極大的吸引力,“即心即佛”“自性清靜”的理論激發(fā)了他們修心的決心和信心,帶來了擺脫現(xiàn)實滯累和煩惱的希望。禪宗改變了佛教嚴(yán)苦的修行,以活潑灑落的風(fēng)格呈現(xiàn)出來,一新當(dāng)時文人學(xué)者的耳目,吸引了大批文人士大夫。王安石在其詩《寓言三首》中就質(zhì)疑了以往面壁坐禪的修行方式,肯定了自性清凈的禪法,其曰:“本來無物使人疑,卻為參禪買得癡。聞道無情能說法,面墻終日妄尋思。”黃庭堅《寄黃龍清老》則肯定了南宗禪自身即佛、無需外求的觀念和方法,曰:“騎驢覓驢但可笑,非馬喻馬亦成癡。一天月色為誰好,二老風(fēng)流只自知。”可見這種修行方式很得詩人們的認(rèn)可和喜愛。
葛兆光先生曾對禪宗南宗的特點作過深刻的分析,他說:“我心是佛———我心清凈———依心行動———適意自然,這種宇宙觀、時空觀、人生哲學(xué)、生活情趣極為精致的結(jié)合,是一個脈絡(luò)十分清晰、順序十分自然的.發(fā)展過程,所以在慧能、神會之后,幾乎每一個禪宗大師都要大講這種適意的生活情趣與現(xiàn)世自我精神解脫的人生哲學(xué)。”[2](P106)這種閑適的生活情趣和淡泊超然的人生哲學(xué),對整日受苦痛煎熬的詩人來說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于是居士多起來,尤其是在宋代,如六一居士(歐陽修)、東坡居士(蘇軾)、浮休居士(張舜民)、姑溪居士(李之儀)、邢溝居士(秦觀)、清真居士(周邦彥)、易安居士(李清照)、幽棲居士(朱淑真)、石湖居士(范成大)、稼軒居士(辛棄疾),等等。
詩人們以居士自居,不僅是追時髦,更是一種不與社會生活的利害瑣屑相關(guān)涉的生活姿態(tài)的表示。禪宗由北宗的凈心、澄心到南宗的無心,其非功利的思想一脈相承并更加突出!段鍩魰肪淼谑倪記有:真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上堂:“盡大地是個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雪峰老漢抑逼人作么?既到這里,為甚么鼻孔在別人手里?”良久曰:“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橈。”僧問:“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還端的也無?”師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曰:“便恁么去時如何?”師曰:“雁過長空聻!”僧?dāng)M議,師曰:“靈利衲子。”
[1](P911)“雁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這是一種無心狀態(tài),是完全脫卻功利的,因此能看到“蘆花兩岸雪,江水一天秋”的澄明之境,而這種非功利之心正與審美心理相一致。因此,禪宗不僅是詩人們安頓心靈、澡雪精神的所在,而且可以帶來詩興和靈感。據(jù)《宗門武庫》載,王安石受蔣山元禪師指點,學(xué)習(xí)坐禪,其后“一日謂山曰:坐禪實不虧人。余數(shù)年要作《胡茄十八拍》不成,夜坐間已就”。王安石晚居鐘山,讀經(jīng)參禪,因此擺脫了早、中期詩歌的那種功利性和實用性,呈現(xiàn)出閑適淡泊的生活情趣,如其《游鐘山四首》之一:“終日看山不厭山,買山終得老山間。山花落盡山長在,山水空流山自閑。”再如《兩山間》:“山花如水凈,山鳥與云閑。我欲拋山去,山仍勸我還。”在詩人的筆下,山、水、云、鳥等意象,無不滲透著活潑靈動的禪意禪趣。黃庭堅評曰:“荊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間。”[3](P234)這確乎也是詩人修禪的妙處。
三、禪宗思維與詩人的創(chuàng)作思維
禪宗新異的理論背后是其新異的思維,其思維方式即“頓悟”。頓悟自性,反照自心,即明心見性。而要明心見性,就要打破常規(guī)思維模式,運用非理性的思維。關(guān)于此,《五燈會元》記有很多公案。
卷第八《福清行欽禪師》記曰: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后。”曰:“如何是然燈后?”師曰:“然燈前。”[1](P506)卷第九《芭蕉慧清禪師》記曰:上堂,拈拄杖示眾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僧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進前三步。”曰:“用者如何?”師曰:“退后三步。”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只恐闍黎不問。”上堂:“會么?相悉者少。珍重!”問:“不語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里程。”問:“如何是自己?”師曰:“望南看北斗。”[1](P550-551)在這里,前即是后,后即是前,前后無分別,有就是無,無就是有,有無無二致,不出門而能行千里,南望卻能看見北斗,這種離奇而怪誕的思維,帶來的是一種對世界的全新認(rèn)識,看到的是完全異于常規(guī)的情景,使人心驚肉跳、倏然覺悟。這種感覺讓人會想到李賀的詩所帶來的奇詭兀立的境像:“海沙變成石,魚沫吹秦橋?展膺h流浪,銅柱從年消”(《古悠悠行》);“茂陵劉郎秋風(fēng)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牛指千里,東關(guān)酸風(fēng)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金銅仙人辭漢歌》)。
其實禪宗推崇的只是這樣一種思維,用以打破常規(guī)的知見,而決非這種“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境界,因此還有奪人奪境的討論。
卷第十一《涿州紙衣和尚》記曰: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濟曰:“煦日發(fā)生鋪地錦,嬰兒垂發(fā)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濟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歇。”[1](P656)卷第十二《金山曇穎禪師》記曰: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里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xiāng)牌。”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為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黃囀千林花滿地,客游三月草侵天。”[1](P720)這里“奪”是除去的意思,修行的境界達到人境俱奪才是徹底破,徹底空,但還有更高的境界,那就是“人境俱不奪”,類似于青原惟信禪師所說的“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的第三種境界。這表現(xiàn)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就是追求自然、簡淡的境界。
試以此分析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可謂人境俱奪,一片虛空;“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則是閑適自然,人境俱不奪了。再看一下楊萬里《桑茶坑道中》其七,其詩曰:“晴明風(fēng)日雨干時,草滿花堤水滿溪。童子柳蔭眠正著,一牛吃過柳蔭西。”也是物我雙泯,人境俱不奪,禪意盎然而了無痕跡,活潑潑,一片生機意趣。足見,禪宗的“悟”與詩歌創(chuàng)作思維有很多相似相通之處。
四、禪宗語言觀與詩人的語言觀
禪宗主張不立文字,“諸佛妙理,非關(guān)文字”,“若取文字,非佛意”(惠能語),提倡見性成佛;然而佛性又不可言說,“說似一物即不中”(南岳懷讓),一旦說出,就成為相對的,“出口便錯”。但具體的傳法過程中,為了指點后學(xué),傳授心得,又不能離開語言。于是,禪師們只好“繞路說禪”,選擇儉省、多義而非邏輯的語言,來打破語言常規(guī),以啟發(fā)對方不要“死于句下”,因此反而要講究語言技巧,否定比喻和象征,又運用比喻象征的方式闡明教義!毒暗聜鳠翡洝肪淼诹对街荽笾榛酆6U師》有云: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眾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yīng)物現(xiàn)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郁郁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吃筍,應(yīng)總吃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4](P144)此處用“如人吃筍,應(yīng)總吃法身”來批駁“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郁郁黃華,無非般若”的看法,提出“法身無象(相)”的觀點,可謂自然、生動、明晰。
禪師說法還經(jīng)常用詩意濃郁的偈語來傳達。
《五燈會元》卷第五《夾山善會禪師》:“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峰里,鳥銜花落碧巖前。’”[1](P295)《祖堂集》卷一七所記長沙景岑的示法偈:“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即使現(xiàn)在看來,這些師徒問答和示道偈語也都形象生動,甚至詩意盎然,有著雋永的意味。
禪宗對語言的態(tài)度和反思也吸引了詩人。禪與詩在唐以后過從甚密,互相影響,互為補充。因為兩者都注重內(nèi)心感悟,都注重啟示和象喻,追求言外之意味、幽遠之境界。宋代以來,文字禪和禪悅之風(fēng)盛行,詩人們更善于融禪理、禪趣入詩,出現(xiàn)了很多別有意味的詩作,如:王安石《即事三首》之一:“云從鐘山起,卻入鐘山去。借問山中人,云今在何處?云從無心來,還向無心去。無心無處覓,莫覓無心處。”這里,“鐘山之云”無心而來,無心而去,適意自然、任運隨緣,是渺渺杳杳的詩境,也是渺渺杳杳的心境,有限的個體自覺地融入到無限的自然中去。再如蘇軾《和子由澠池懷舊》詩曰:“人生到處知何似,應(yīng)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fù)計東西。”在這里當(dāng)時還年輕的詩人用飛鴻雪泥來化用“空中鳥跡”的佛教典故,將人生的無常、無我和無住表現(xiàn)得生動形象又有含蘊不盡的意味。
其實,僧人也有不少習(xí)詩、擅詩者,與詩僧交游唱和,也是吸引詩人向佛修禪的一個方面。禪宗演變?yōu)槲遄谄吲珊,開始競相以詩偈來闡發(fā)禪理。“為愛尋光紙上鉆,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著來時路,始覺平生被眼瞞。”(《林間錄》卷下)這是楊岐派禪師白云守端對于悟道過程的描寫,佛理不在佛經(jīng),不能“尋光紙上”,而需要頓悟“本心”。這些詩偈似詩似偈,鍛煉了作詩能力,提高了寫作技巧,詩僧漸漸多起來。宋代既通禪理又具文采的禪僧就有很多,如明教契嵩、佛印了元、金山曇穎、圓通居訥、覺范慧洪等,其中慧洪才氣橫溢,《僧寶正續(xù)傳》卷二說他“落筆萬言,了無停思。其造端用意,大抵規(guī)模東坡,而借潤山谷”,由此也可以看出蘇黃等詩人對他的影響,詩對禪的滲透。這些能文善詩的僧人對詩人也是一種吸引,他們樂于與之詩文唱和,“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臨濟義玄),建立了融洽的僧俗關(guān)系,促進了禪味詩的流行和文字禪的展開。
總之,唐宋時期,詩禪相融現(xiàn)象發(fā)生的動因是多維多向的。上述四方面主要通過分析詩人的心理訴求、生活觀念、思維方式、語言觀與佛禪本體論、方法論、思維方式、語言觀的契合點、近似點或者可通約性,來揭示詩禪相融現(xiàn)象發(fā)生的主要內(nèi)因。除此之外,詩禪相融現(xiàn)象的發(fā)生還有社會、政治、經(jīng)濟、歷史、文化等諸多外部原因,篇幅所限,此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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