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沈宋及其詩歌創(chuàng)作

在眾星閃爍的唐初詩壇，聲震朝野的著名詩人沈佺期、宋之問，被世人合稱“沈宋”�！缎绿茣�》卷二。二《宋之問傳》云：   
　　魏建安后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曰“沈宋”。
　　他們在志驕意滿時，曾寫有深受皇家喜愛的應(yīng)制詩，但就其現(xiàn)存的作品來看，他們還能直面險惡的仕途和慘淡的人生，抒發(fā)郁積胸中的塊壘和悲憤，鋪寫出字字錦繡的詩句，使初唐詩歌由狹隘的宮廷生活開始轉(zhuǎn)向廣闊的社會領(lǐng)域，其體裁也由歌行雜體完成向詩歌格律化的轉(zhuǎn)變，并最終形成“回忌聲病，約句準篇”的格律詩，為唐詩的發(fā)展和繁榮做出重要的貢獻。本文試圖對沈佺期、宋之問其人、其詩作一些粗淺的探索，以還其歷史本位。

一

　　沈佺期(6567～714年)，字云卿，相州內(nèi)黃(河南內(nèi)黃縣）人。關(guān)于其生卒年，兩《唐書》本傳僅云“開元初年”，均無具體記載，于是眾說迭起。聞一多《唐詩大系》判為“6567—714年”：劉開揚《唐詩通論》定其卒年為“開元元年”(713)；游國恩等編《中國文學史》從兩《唐書》卒于“開元初年”之說；譚優(yōu)學《沈佺期行年考》云：“聞一多《唐詩大系》疑沈卒于開元四年(714)。”今檢“聞氏大系”只以公歷標明，全無“開元四年”字樣，將公元714年換算成“開元四年”，實為換算者之誤造成的后果，應(yīng)排除此說。那么，沈佺期卒年尚有三說：開元初卒；開元元年；開元二年。 
　　據(jù)《唐會要》卷二十二《龍池壇》云：“開元二年閏二月詔，令祠龍池。六月四日，右拾遺蔡孚獻《龍池篇》，集王公卿士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侍考其詞含音律者為《龍池篇樂章》，共錄十首。”《冊府元龜》卷五六九《掌禮部•作樂五》所載與此略有異同：“玄宗開元二年六月左拾遺蔡孚獻龍池，集公卿士已下凡三百篇，請付太常寺，其間詞合音律者為《龍池樂章》，以歌圣德，從之。”上述所謂“龍池樂章”，適見于《舊唐書》卷三十《音樂志三》，共錄存《享龍池樂章》十首，其三即為“太府少卿沈佺期”之作。由此推知開元二年閏二月至六月之間，沈佺期尚在“太府少卿”任上，故謂卒于“開元元年”之說，未安。 
　　又據(jù)蘇翅《授沈佺期太子少詹事制》：“正議大夫太府少卿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吳興開國男沈佺期……可太子少詹事”(見《全唐文》卷二五二)。兩《唐書》以傳謂“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舊唐書》無“少”字)，開元初卒”。這說明沈佺期繼中書舍人、太府少卿之后，又任太子少詹事，其具體時間應(yīng)在開元二年六月之后，故其卒年在其后至開元三年之間的一段時期，故聞一多先生判定其卒年為開元二年(714)，大體可信。 
　　沈佺期，唐高宗上元二年 (675)進士，曾授協(xié)律郎、通事舍人。武周圣歷年間，參予修撰《三教珠英》，“大足元年(701) 十一月十二日撰成一千三百卷，上之”  (參見《唐會要》卷三六)。崔融又集三教珠英學士詩為《珠英學士集》五卷(《新唐書》卷六十《藝文志》)，已佚。敦煌遺書斯二七一七存《珠英集》殘卷，內(nèi)載沈佺期詩十首(又見《全唐詩》)。后轉(zhuǎn)為考功員外郎，不惜背離李唐，攀附武氏，成為趨炎附勢的御用文人，除寫下“我后光天德，垂衣文教成”之類奉詔應(yīng)制詩外。還為武氏諸王用事于朝，歌功頌德，當其行親迎禮時，賦《花燭行》以美之(見《舊唐書》卷一八三《武崇訓傳》)；產(chǎn)男滿月之際，亦賦詩美之(《舊唐書》卷一八三《武延秀傳》)，故被人以為不恥。長安四年(704)以“考功受賕下獄”，因依武后寵臣張易之兄弟，不久獲釋。唐中宗神龍元年(705)，二張伏誅，坐贓賄流配？州(廣西、越南之間)。稍遷臺州(浙江臨�？h)錄事參軍。
　　景龍二年(708)后，授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累遷中書禽人、太府少卿、太子少詹事等職。有集十卷，惜已佚，現(xiàn)清影抄宋蜀刻本《沈云卿文集》五卷，明正德王廷相刻本《沈佺期詩集》七卷，以及四卷、三卷、二卷、一卷等刊本。   
　　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沈佺期雖善于寫作形式華麗、對仗工巧的應(yīng)制詩，但內(nèi)容空洞，華而不實，幾無可取之處。長期以來為人稱道的主要是描摹征戍貶謫和抒發(fā)個人情懷的詩作。首先，由于詩人對唐初連年不斷的邊塞戰(zhàn)爭給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災(zāi)難懷有不滿的情緒，一些以征戍閨怨為題材的詩作往往寫得真摯感人。如云：   
　　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蓱z閨裹月，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為取龍城。(《雜詩三首》之三)   
　　盧家少婦郁金堂，海燕雙棲玳瑁粱。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為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古意呈補闕喬知之》)
　　上述兩首詩雖然同樣以征戍閨怨為主旨，但前者意在期盼良將出現(xiàn)一舉奪取龍城，結(jié)束令人困擾的戰(zhàn)爭，明顯地具有反戰(zhàn)情緒，言短意長，含蘊無盡。后者更著重于抒發(fā)閨中少婦的怨思悵望，在寒砧聲聲、落葉飄零的秋夜，懷念十年不歸的戍客，委婉纏綿，幽思無限。 
　　其次，沈佺期在官場失意，政治上遭受挫折和打擊之后，也寫下一些較好的詩作。當他因考功贓賄，被捕下獄時，直以激烈率真的詩句為自己辯解：“平生守直道，遂為眾所嫉。”“萬鑠當眾怒，千謗無片實”(《被彈》)；“我無毫發(fā)瑕，苦心懷冰雪”(《枉系》)。真誠地期望圣主為之申雪冤枉：“圣旨垂明德，冤囚豈濫誅”(《移禁司刑》)。尤其是《被彈》詩中有關(guān)封建法吏的橫暴和獄囚痛苦的描寫，若非親身經(jīng)歷者實難寫得如此真切：“劾吏何咆哮，晨夜聞扦扶。事間拾虛證，理外存枉筆。懷痛不見伸，抱冤竟難悉。窮囚多垢膩，愁坐饒蟣虱。三日惟一飯，兩旬不再櫛。是時盛夏中，嗅嚇多瘵疾。” 
　　沈佺期流配？州途中，通過《嶺表逢寒食》、《入鬼門關(guān)》、《初達？州》、《題椰子樹》、《？州南亭夜望》等詩篇，比較生動地描繪出親身目睹的奇異景觀，借以抒發(fā)郁積胸中的苦況：“自從別京洛，頹鬢與衰顏。夕宿含沙里，晨行岡路間。馬危千仞合，舟險萬重灣。問我投何地，西南盡百蠻。”(《入鬼門關(guān)》)水行儋耳國，陸行雕題藪�；昶怯喂黹T，骸骨遺鯨口。夜則忍饑臥，朝則抱病走。搔首向南荒，拭淚看北斗。何年赦書來，重飲洛陽酒。”(《初達？州》)在另外一些詩篇里則又把個人的惆悵難寐和心存魏闕的心情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如《夜宿七盤嶺》云：   
　　獨游千里外，高臥七盤西。山月臨窗近，天河入戶低。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guī)啼。浮客空留聽，褒城聞曙雞。
　　《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云：   
　　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云。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雁兒群。兩地江山萬余里，何時重謁圣明君。
　　展現(xiàn)在人們眼前的已不再是奉和應(yīng)制詩中歌功頌德、點綴升平的喜慶祥和景象，而是一片飽含孤獨和浸透離愁的異地風光，字里行間充滿著寫景抒情、情融景中的藝術(shù)效果，從而深刻地表現(xiàn)出由受寵詩人一變而為流配罪官的強烈感情反差，又何啻天壤之別。沈佺期詩歌創(chuàng)作的成功之處也正在于此。

二

　　宋之問(?  712年)，一名少連，字延清，汾州(山西汾陽)人，一說虢州弘農(nóng)(河南靈寶)人�！缎绿茣�》卷二○二《宋之問傳》謂“汾州人”，《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唐詩紀事》、《文獻通考》、《唐才子傳》等從其說。宋之問《祭楊盈川文》自稱“維大周某年月日，西河宋某謹以清酌脯羞之奠，敬祭于楊子之靈”(《全唐文》卷二四一)；陳子昂《昭夷子趙氏碑》亦云：“洛州參軍西河宋之問”(《陳子昂集》卷五)，均稱“西河人”。據(jù)《元和郡縣圖志》卷十三‘‘汾州條”云：汾州“秦屬太原郡。漢武帝元朔四年置西河郡”，“隋大業(yè)三年廢汾州，還于濕城置西河郡。皇朝初改為浩州。武德三年又改浩州為汾州。”《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河東道汾州”條云：“隋西河郡”，武德元年“以西河郡為浩州。三年，改浩州為汾州。”《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河東道汾州”條亦云：“汾州西河郡，本浩州，武德三年更名。”由此說明自漢以來的汾州就是西河郡宋之問自稱“西河宋某”，陳子昂謂“西河宋之問”，皆是以郡望言之，其籍貫為汾州，當無疑議。而《舊唐書》卷一九○《宋之問傳》稱為“虢州弘農(nóng)人”，顯未為當。   
　　宋之問的生年，兩《唐書》本傳及其他相關(guān)著作均失載。聞一多《唐詩大系》擬為公元 656年，又施問號，表示未能確定。劉大杰《中國文學發(fā)展史》、劉開揚《唐詩通論》從聞?wù)f，惜未詳考。傳璇琮據(jù)《唐才子傳》卷一和《登科記考》卷二所載宋之問為“上元二年(675)進士”，并推論“唐時進士登第，以年齡之較年輕者計算，至少當為20歲”，“則宋之問的生年應(yīng)在656年或稍前，麗不可能在此之后。［1］此外，有人推算“宋之問生年應(yīng)當是671年”，［2］則距其675年登第，只有五年，顯然是不可能的。至于有人認為宋之問的生年“約為貞觀十五年(641)至二十年之間”，［3］亦屬推論之詞，難以確考。  宋之問于上元二年登第進士后，久未得官。武周天授元年(690)，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后授洛州參軍，置陸渾山莊以自怡。累轉(zhuǎn)尚方監(jiān)丞。久視元年 (700)，武則天寵臣張易之為奉宸令，“引辭人閻朝隱、薛稷、員半千為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則令嘲戲公卿以為笑樂”(《舊唐書》卷七八《張易之傳》)。宋之問破選為左奉宸內(nèi)供奉，傾心媚附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成為宮廷又學的侍從之臣，曾參與撰修《三教珠英》。還同閻朝隱一起為張氏兄弟捉刀代賦�！缎绿茣�》宋之問本傳謂：“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為。”《舊唐書》卷一九○《閻朝隱傳》云：“張易之等所作篇什，多是朝隱及宋之問潛代為之。”《舊唐書》卷七八《張昌宗傳》亦云：“易之、昌宗皆粗能屬文，如應(yīng)詔和詩，則宋之問、閻朝隱為之代作。”并可佐證�！缎绿茣�》宋之問本傳甚至還記載“至為易之奉溺器”，適可見其無恥之尤。   
　　宋之問傾附武氏之際，嘗得扈從游宴，寫下不少應(yīng)制詩，其中最著名的是《龍門應(yīng)制》。據(jù)劉悚《隋唐嘉話》卷下所載：“武后游龍門，命群官賦詩，先成者賞賜錦袍。左史東方虬既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復(fù)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袍衣之”(又見《唐詩紀事》卷十一)。兩《唐書》宋之問本傳亦載此事，說明詩人奉詔應(yīng)制之作，深得武后的賞識。   
　　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張易之、張昌宗伏誅。宋之問等二張竄逐，被貶為瀧州(廣東羅定)參軍，寫有《入瀧州江》詩，內(nèi)云：“泣向文身國，悲看鑿齒氓。地偏多育蠱，風惡好相鯨。”似已抵達瀧州貶所。次年春，逃歸洛陽，匿于張仲之家。當此之際，武三思專權(quán)任勢，“丞濁王室”，駙馬都尉王同皎與張仲之謀誅武氏，宋之問與弟之遜預(yù)得其謀，令之遜子曇密告三思，［4］王同皎、張仲之獲罪，起宋之問為鴻臚主簿，深為義士所譏，天下丑其行。   

景龍二年(708)，宋之問轉(zhuǎn)考功員外郎，修文館直學士，再次成為宮廷文學侍臣，寫下不少應(yīng)制詩。其時，又因諂事干預(yù)朝政的太平公主，始得遷官見用。“及安樂公主權(quán)盛，復(fù)往諧結(jié)，故太平深疾之”。“發(fā)其知貢舉時賕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見《新唐書》宋之問本傳)。唐睿宗景云元年 (710)六月，“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附韋、武，皆流嶺表”(見《資治通鑒》卷二。九)�！缎绿茣�》本傳謂“流配欽州”，“賜死桂州”，未言及死于何時�！杜f唐書》本傳則謂：“睿宗即位，以之問嘗附張易之、武三思配徙欽州。先天中，賜死于貶所。”先天，乃唐玄宗年號，元年為公元712，次年改元為開元，那么，宋之問的賜死時間為712至713年之間。另據(jù)《舊唐書》卷一八六下《周利貞傳》載，先天元年(712)，周利貞為廣州都督，“無何玄宗正位，利貞與薛季昶、宋之問同賜死于桂州驛”。就時間而言，宋之問與周利貞均死在“玄宗正位” 之時．而玄宗正位后，即改元先天，故可證宋之問死于先天元年，當屬可信。至于死在何地，是貶所，是桂州，還是桂州驛?從宋之問沿途寫有《下桂江龍目灘》、《下桂江縣黎壁》、《發(fā)滕州》、《經(jīng)梧州》等詩來看，不難說明宋之問還是奉詔由桂江乘船前往欽州貶所，故“賜死于徙所”之說，不虛矣。有文集十卷，已佚。今存明刻張燮輯本《宋學士集》九卷，清抄本《宋考功集》十卷，以及《宋之問》二卷、一卷本等。《全唐詩》存詩三卷�！度�唐文》存文二卷。 
　　縱觀宋之問一生，除在陸渾山莊、藍田山莊有過閑適自在的生活外，絕大部分時間則奔波于仕途，浮沉在宦海之中，或為宮廷文學侍臣，或淪為罪犯囚徒，或賣友求榮，或趨炎附勢，終因狡險盈惡，諂事權(quán)貴，為士林不恥。故本傳謂“深為義士所譏”(《舊唐書》)，“天下丑其行”(《新唐書》)。正因其人品之卑污往往直接影響對他詩歌創(chuàng)作的評價和足夠的重視。不過，由于宋之問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豐富藝術(shù)實踐，特別是對律詩發(fā)展所作的積極努力，其功績依然是不可抹煞的。 
　　作為宮廷詩人的宋之問，寫有數(shù)量頗多的應(yīng)制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龍門應(yīng)制》和《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yīng)制》。前者得到武后的嘉賞，有“奪錦袍衣之”的殊榮；后者因詩末有“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句，受到唐中宗的贊許，被譽為“猶涉健舉”之作，列在沈佺期詩之上。[5]一時傳為詩壇佳話，足見宋之問的應(yīng)制詩還是頗有影響的。 
　　當宋之問由受寵詩人一變而為被貶謫的罪官時，人生道路陡然發(fā)生巨大的轉(zhuǎn)折，思想感情也必然形成強烈的反差，幾乎徹底改變詩人的創(chuàng)作方向。“言為心聲”，只有經(jīng)過痛楚與艱辛的考驗，才能寫下一些真切感人的詩篇。首先，宋之問在先后兩次流徒嶺外的過程，寫有《初宿淮口》、《晚泊湘江》、《題大庾嶺北驛》、《度大庾嶺》、《初至崖口》等為人們長期傳誦的詩作，不僅客觀而又真實地描摩出各地山山水水的綺麗景色和殊異風情：
　　“崖口眾山斷，嵚崟聳天壁。氣沖落日紅，影入春潭碧。錦績織苔蘚，丹青畫松石。水禽泛容與，巖花飛的？。”(《初至崖口》）“薜荔搖青氣，桄榔翳碧苔。桂香多露襄，石響細泉回。抱葉玄猿嘯，銜花翡翠來。”(《早發(fā)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由于詩人心境不同，身處異地他鄉(xiāng)，感慨興嘆，不時流露出思國懷鄉(xiāng)的無限眷戀之情。如《題大庾嶺北驛》云：   
　　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復(fù)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xiāng)處，應(yīng)見隴頭梅。   
　　古人以為大庾嶺是南北方的分界線，北雁南飛至此也要轉(zhuǎn)回，而詩人貶謫至此卻不得不過嶺南行，未卜歸期何日?一股感傷失望的情緒，頓時涌上心頭。全詩雖未著一“愁”字，而人們感受到的卻是愁腸滿懷，悱惻纏綿。“北極懷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園腸斷處，日夜柳條新”(《途中寒食題黃梅臨江驛寄崔融》）。“路逐鵬南轉(zhuǎn)，心依雁北還。唯余望鄉(xiāng)淚，更染竹成斑”(《晚泊湘江》)。“鬢發(fā)俄成素，丹心己作灰。何當首歸路，行剪故園萊”(《早發(fā)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等詩句，則又把詩人懷念鄉(xiāng)土和期盼歸路的憂傷表現(xiàn)得深切感人。而當他由嶺南逃歸，臨近家園之際，更按捺不住內(nèi)心的激動，急切寫下一首膾炙人口的五絕《渡漢江》：  
　　嶺外音書斷，經(jīng)冬復(fù)歷春。近鄉(xiāng)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全詩語句平易凝練，含蓄有味，把一位被貶居遐荒，音書久斷，絲毫不了解家鄉(xiāng)真實情況，在即將到達家鄉(xiāng)之際，愈加擔心親人安危的復(fù)雜感情表現(xiàn)得極其真切急迫，耐人尋味。   
　　其次，宋之問在陸渾、藍田置有山莊，當他休沐其中過著悠然自適的田園生活時，尚能擺脫喧囂的塵世紛擾，寫下一些諸如《寒食還陸渾別業(yè)》、《初到陸渾山莊》、《陸渾山莊》、《藍田山莊》、《別之望后獨宿藍田山莊》等詩篇，亦不失為田園山水詩之佳作，如《陸渾山莊》云：   
　　歸來物外情，負杖閱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然愧此生。
詩人儼然以世外高人的面目出現(xiàn)，以一種繪景狀物的寫實手法描摹出超然物外，回歸自然的美好意境，借以表達淡泊世情和閑適自得的隱者情懷。“輞川朝伐木，藍水暮澆田。獨與秦山老，相歡春酒前”(《藍田山莊》)；“魚樂偏尋藻，人閑屢采薇。丘中無俗事，身世兩相連”(《春日山莊》)；“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復(fù)春。野老不知堯舜力，酣歌～曲太平人”(《寒食還陸渾別業(yè)》等詩句，進一步表現(xiàn)詩人徜徉田園山水，尋求超凡脫俗的詩歌風格，已開王孟為代表的盛唐田園山水詩的先河。 
　　此外，宋之問的送別贈答詩也寫得情篤意真，十分感人，如《送別杜審言》詩云：“臥病人事絕，嗟君萬里行。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別路追孫楚，維舟吊屈平�？上�龍泉劍，流落在豐城。”全詩遣詞用字，通俗暢達；引用典故，妥帖工穩(wěn)；寄托情思，委婉沉厚；感懷興歡，熱切難忘，已初步擺脫應(yīng)制詩的繁縟雕飾的文風，充分顯示詩人駕馭語言的卓越才能。

三

　　從沈佺期、宋之問的創(chuàng)作實踐上看，不僅藝術(shù)風格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同時也為初唐詩歌的發(fā)展和律詩的成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chǔ)，因而得到很高的評價。“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wěn)順聲勢，謂之為律詩”(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并序》)。“沈宋為有唐律之龜鑒，情多興遠，語麗為多，真射雕手”(皎然《詩式》)�！缎绿茣�》卷二。一《文藝傳贊》亦云：“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儉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研習。”均無可辯駁地說明沈宋詩歌創(chuàng)作不僅使律詩的發(fā)展走上定型化的軌道，而且對有唐一代詩歌的格律化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關(guān)于如何具體評價沈宋詩歌及其各自達到的藝術(shù)成就，雖曾被譽為“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新唐書》卷二。一《文藝傳序》)，或者“沈宋比肩 ”(《新唐書》宋之問本傳)之稱。然究其實，宋之問的名氣更大一些，張說云：“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舊唐書》卷一九。上《楊炯傳》) 即使在奉和應(yīng)制詩的創(chuàng)作上，沈儉期也有過心悅誠服，“不敢復(fù)爭”(見《唐詩紀事》卷三)。明代胡應(yīng)麟曾評日：“沈七律高華勝宋，宋五言排律，精碩過沈。” 又日：“沈、宋本自并驅(qū)，然沈視宋稍偏枯，宋視沈較縝密。沈制作亦不如宋之繁富。”(《詩藪》內(nèi)編卷四)胡氏品評似較公允。不過，就沈宋詩歌創(chuàng)作的表現(xiàn)手法、藝術(shù)特色尤其是五七言律詩的定型化而言，還是同大于異，有著難分頡頏的共同特點。   
　　首先表現(xiàn)在詩歌的規(guī)律化。在我國古代詩歌史上，律詩的發(fā)展有一個歷史過程，遠在晉宋時代，潘岳、陸機、謝靈運等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已日趨排偶化，為了總結(jié)這方面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劉勰《文心雕龍•麗辭篇》有“四對”(言對、事對、正對、反對)之說。齊梁以來，沈約倡導的“四聲”，又為詩歌聲韻的格律化鋪平道路。唐初，上官儀所主張的“六對”、“八對”，益加精細縝密。到沈宋時，他們在充分吸取前人詩律理論的基礎(chǔ)上，并以豐富的藝術(shù)實踐，使詩歌創(chuàng)作日臻格律化、定型化，逐步把五七言律詩的發(fā)展推向鼎盛時期。沈宋的律詩創(chuàng)作不僅從押韻、平仄、對仗、格式等方面提出嚴格的限制和要求，而且具體運用到各自的詩歌創(chuàng)作之中，并提供出色的范例。如沈儉期《被試出塞》詩云：   
　　十年通大漠，萬里出長平。寒日生戈劍，陽云拂旆旌。饑鳥啼舊壘，疲馬戀空城。辛苦皋蘭北，胡霜損漢兵。
宋之問《和趙員外桂陽橋遇佳人》詩云：   
　　江雨朝飛浥細塵，陽橋花雨不勝春。金鞍白馬來從趙，玉面紅妝本姓秦。妒女猶憐鏡中發(fā)，侍兒堪感路傍人。蕩舟為樂非吾事，自嘆空閨夢寐頻。   
　　此外，沈儉期《朝發(fā)平昌島》、《喜赦》，宋之問《過蠻洞》、《寒食江州滿塘驛》等詩作，既能嚴格遵循“回忌聲病，約句準篇”的詩律要求，又能以對仗工整的語言刻畫出變幻多姿、渾厚清遠的詩歌意境，充分展示詩人工于律詩的藝術(shù)才華。明王士禎曾譽之為“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藝苑卮言》)，充分表明沈宋無愧為唐代律詩的佼佼者。   
　　其次，沈宋詩歌在創(chuàng)作方法上的主要特色，是善于通過寫景創(chuàng)造出清新淡遠的藝術(shù)氛圍，使人在流光溢彩的自然景觀中得到美的享受。如描寫一年之中四季變遷的不同氣象，呈現(xiàn)在人們眼前的是：春天萌發(fā)著勃勃的生機，恰是春意盎然：“楊條千條花欲綻，蒲萄百丈藤初縈”(沈儉期《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yīng)制》)；“涇水橋南柳初黃，杜陵城北花欲滿”(宋之問《軍中人日登高贈房明府》)。夏時充滿著歷歷的晴輝，忽又雷雨陣陣：“空蒙朝氣和，窈窕夕陽開。流澗含輕雨，虛巖應(yīng)薄雷”(沈儉期《岳館》)；“高嶺逼星河，乘輿此日過。野含時雨潤，山雜夏云多”(宋之問《夏日仙萼亭應(yīng)制》)。秋季蘊含著脈脈的神韻，煞是金秋送爽：“歲杪應(yīng)流火，天高云物薄。金風吹綠梢，玉露洗紅籜”(沈佺期《自昌樂郡泝流至白石嶺下行人郴州》)；“山形無隱霽，野色偏璧秋。荷覆香泉密，藤緣寶樹幽”(宋之問《秋晚游普耀寺》)。冬日素裹著皚皚的銀裝，別是一番惹人的驚喜：“灑瑞天庭里，驚春御苑中。氛氳生浩氣，颯沓舞回風”(沈儉期《奉和洛陽玩雪應(yīng)制》)；“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開”(宋之問《苑中遇雪應(yīng)制》)。詩人分別抓住不同季節(jié)的時序和自然環(huán)境變化的主要特征，生動形象地描繪出一幅幅五彩繽紛的大千世界，令人流連：忘返。   
　　當沈宋以待罪之身被發(fā)配嶺南時，他們又同樣以寫真的手法如實地鋪寫沿途所見奇妙殊異的自然景色，亦盡得山山水水之風流：如寫水路的奔騰浩渺，勢不可測：“北流自南瀉，群峰回眾壑。馳波如電騰，激石似雷鳴”(沈儉期《自昌樂郡泝流至白石嶺下行人郴州》)；“伏湍煦潛石，瀑水生輪風。流水無晝夜，噴薄龍門中。潭水勢不測，藻葩垂彩虹”(《沈佺期《過蜀龍門》）；“吼沫跳急浪，合流環(huán)峻灘。敲離出漩劃，繚繞避渦盤。舟子怯桂水，最言斯路難”(宋之問《下桂江縣黎壁》)。一旦舍舟登岸，攀行在崎嶇的山道，周圍的景物忽又變得突兀峻險，造化無窮：“泊舟問耆老，遙指孤山云。孤山郴郡北，不與眾山群。重崖下縈映，嶛峣上糾紛。碧峰泉附落，紅樹壁間分”(沈佺期《神龍初廢逐南荒途出郴口北望蘇耽山》)；“越領(lǐng)千重合，蠻溪十里斜。竹迷樵子徑，萍匝釣人家”(宋之問《過蠻洞》)。當他們親臨嶺南，目睹異鄉(xiāng)風物之時，展現(xiàn)在詩篇內(nèi)已不再是故園的物華，樓臺的翠微，而是瘴厲彌漫，炎云噴�。�“銅柱威丹徼，朱崖鎮(zhèn)火陬。炎熱連曉夕，瘴癘滿冬秋”(沈佺期《三日獨坐？州思憶舊游》)；“夜雜蛟螭寢，晨披瘴癘行。潭蒸水沫起，山熱火云生。猿躍時能嘯，鳶飛莫敢鳴”(宋之問《入瀧州江》)。由于沈宋經(jīng)歷相近，感情相通，故而他們才能創(chuàng)作出如此相類的寫景詩。   
　　然而，當沈宋處在不同環(huán)境時，由于心緒各異，詩人筆下描墓的自然景觀卻又有著各不相同的個性特色。如沈儉期創(chuàng)作的《驄馬》、《隴頭水》、《關(guān)山月》、《塞北》等反映邊地生活的邊塞詩，不時涌現(xiàn)出追風蹈月、氣象雄渾的詩句：“朔風吹汗漫，飄礫灑轒韞。海氣如秋雨，邊烽似夏云”(《塞北二首》之一)；“漢月生遼海，艟朧出半暉。將軍聽曉角，戰(zhàn)馬欲南歸”  (《關(guān)山月》)。由于宋之問缺乏邊塞生活的考驗，沒有留下這方面的詩章。不過宋氏創(chuàng)作的某些田園詩，亦不乏精妙絕倫的詩句：“泉晚更幽咽，云秋尚嵯峨。藥欄聽蟬噪，書幌見禽過”(《別之望后獨宿藍田山莊》)；“是日蒙雨晴，返景入巖谷。冪冪澗畔草，青青山下木”(《溫泉莊臥病奇楊七炯》)。從而在不同程度上嶄露出沈宋擅長寫景的獨特之處，同時也為邊塞詩田園詩的繁盛打下堅實的基礎(chǔ)。   

注釋   
　　［1］《關(guān)于宋之問及其與駱賓王的關(guān)系》，《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   
　�。�2］《初唐一首靈隱寺詩作者的再探索——兼考駱賓王宋之問的生年》，《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l期。   
　　［3］《宋之問生平事跡考辨，(賁州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   
　�。�4］《舊唐書》卷一三三《王同皎傳》謂“同謀人撫州司倉冉祖雍，具以其計密告三思”。   
　�。�5］《唐詩紀事》卷三：“中宗正月晦口，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yīng)制百余屆……及闕其評日：二詩工力悉敞。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zhì)，羞觀豫章材。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貓陟健舉。沈乃伏，不敢復(fù)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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