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為什么要寫作

　　作家為什么要寫作？尤其是，嚴格說來所有的文本都是自傳性的，那么問題就變成了：作家為什么要寫自己？這是文藝心理研究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作為社會關系中的人，他的活動不同于花朵開放，蜜蜂采蜜的地方在于它是本質力量對象化的活動；而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在人類的所有對象化活動中又有其特殊之處，正是它的特殊性給了它存在和發(fā)展的理由；而在這整個的本質力量對象化活動中，從源頭的意義上講，創(chuàng)作的動機正突出昭示著人之所以為人的那個根源。本文旨在對文學創(chuàng)作動機的一種做一些分析，并由此對作家為什么寫作的問題作出一種回答。
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藝術創(chuàng)作，自古有之，并不新鮮。蘇聯(lián)心理學家維戈茨基認為，既然“社會人的心理被視為該時代的包括藝術在內的一切意識形態(tài)的共同底土，那也就是承認，藝術最直接地受社會人的心理的制約和規(guī)定”。
這是一個看似很簡單的推理，維戈茨基不過是把它推到顯眼的位置，但這簡潔明了地為文藝心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給出了不容置疑的理由。
在現(xiàn)代文藝研究中，心理學的方法主要體現(xiàn)在法蘭克福學派、格式塔心理學派的一些成果上，但最突出的表現(xiàn)還是在精神分析文論上。究其原因，這首先是因為精神分析理論在尋求例證的時候，為了普適性的目的，很自然地會找一些人們所熟知的案例，而某一些作家的創(chuàng)作和生平天生就是一個絕對支持的例證，比如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應該倒過來說，精神分析的某些理論發(fā)源處就能找到這些作家作品的影響。其次，大部分精神分析都有一種泛性論的偏執(zhí)傾向，這繼承了弗洛伊德的套路，也跟弗洛伊德的泛性論一同招致了反感和激烈批評，但是，偏執(zhí)往往會導致更強的力度，目不斜視地朝著俄狄浦斯情結奔去，這種單純使精神分析文論本身攜帶著特有的堅定和韌性。